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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主席是这样说的：“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这个因一念之差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精细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朱元璋的军事传奇，产生于脚下这片独特的土地。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

毕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并起的强大压力下，他能强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挥，在重重困难中苦心孤诣寻找那条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后，虽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然而由于外面的压力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急躁”、“竣切”还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狱把百姓之顺利之容易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强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坐踞极尊、四周毫无约束，这种地位对人性的腐蚀朱元璋也不可能避免。

中国人是善于猜忌的民族。难于合作是中国人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性，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这被学者们作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平等合作的一个有力证据。外国观察者一到中国，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发布在全国各地的高高的城墙，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缺乏相互信任的表征。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国人一定已经经历了无数代相互欺骗、背叛、陷害和内争，过早成熟的智力和过于丰富的历史破坏了祖先们相互信任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相互伤害的痛苦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平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人群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走投无路。

大明王朝继承了元代严格的职业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军户之中，还细分为力士、弓兵、铺兵等。民户之中，除了普通农民外，还有沿海晒盐的灶户，为军队养马的马户，给皇帝家看坟的陵户，管园的园户，种茶的茶户。此外还有什么米户、囤户、菜户、渔户、窑户、酒户、蛋户、站户、坛户、女户、丐户等等，计八十种以上。（栾成显《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籍

当然，朱元璋取天下，并不仅仅依靠厚黑手段。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精细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朱元璋的突出品质是大局观良好，善于把握时机，有决断能力。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个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朝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姥姥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逼得农民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而历朝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使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神鬼，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去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

因为权力的取得是沾满鲜血，所以中国式权力的表情是居高临下、威严无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霸气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气。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那样，政治权力决定着一切。每个社会成员，都被政治权力所牢牢控制。政府与他通知下的人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这样一个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国称统治人民曰“牧”。直截了当地说：“夫牧民者，犹蓄禽兽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是自己用刀剑获来的猪羊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猜忌的民族。难于合作是中国人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性，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这被学者们作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平等合作的一个有力证据。外国观察者一到中国，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高的城墙，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缺乏相互信任的表征。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国人一定已经经历了无数代的相互欺骗、背叛、陷害和内争，过早成熟的智力和过于丰富的历史破坏了祖先们相互信任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相互伤害

对功臣们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宽容，原因是朱元璋对文臣和武将的态度、判断上都有很大区别。在他眼里，文官这类东西，比如韭菜，割不胜割，毫不值钱。不管怎么杀，都会有大批新的送上门来。但武将则不是这样。一个好的将领，是要在大阵仗中磨练出来的，可遇而不可求。他们都是大明帝国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杀掉一个少一个。事实上，在大明开国之后，几乎无年不用兵，离了他们，他根本无法继续自己的正常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