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很多都是单向的，不平衡的。在君臣和父子关系中，君和父只讲权利，不讲义务。而臣和子只讲义务，不讲权利。

曾国藩家族有脑血管病的基因。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因脑溢血而瘫痪在床，父亲曾麟书也是因脑血管病去世，母亲江太夫人得的是急性脑溢血。

晚年的他，以“浑”为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相互矛盾的各种说法，皆并存于他的头脑中而不悖，如同十八般武器罗列库中，在需要时随手拈来。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无助，看平底长得万丈高。”(Pg.30)

汉朝的时候，宰相上朝，皇帝得站起来。宋朝以前，丞相在皇帝面前，都坐着聊天，所以叫“三公坐而论道”。但是到了宋朝，就把那个座位给撤掉了，不管什么大臣，哪怕丞相，你在皇帝面前都得站着。到了明朝，朱元璋开始，更厉害了，所有大臣，都只能跪在皇帝面前聊天，皇帝看你跪的时间太长了，才会给你一个小马扎，让你坐一会儿。到了清朝，连小马扎都不给了，不管你聊多长时间，都得跪着。所以清朝大臣见皇帝时候，有一个必备的工资，腿上都得绑一个特别厚的护膝，要不然非得跪出毛病来不可。

曾国藩这个人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曾国藩的智商平常，一个秀才考了七次。身体禀赋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年轻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很多毛病，比如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完成了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这个过程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些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

要做到用之无误，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开始，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经常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巨量珍贵图书在这些字纸炉中灰飞烟灭，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

曾国藩晚年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

从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脸庞长方型，或者叫同字型，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不大，但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尖稍有点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和平。青年时代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即威严又慈祥。”

但皇帝如此长篇大论地哓哓置辩让他认识到，这个皇帝自尊心太强，缺乏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能力太差，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

礼仪看起来似乎缓不可恃，实际上对社会成员心理的塑造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严明而细致的礼仪，会将名分意识深深刻入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使人们规规矩矩，安守本分，不起犯上作乱之心。只有当民众的生活超出规矩，才需要用法律来处置。这就是所谓“明理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然而乾隆朝的戏曲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走势：既繁荣，又荒芜；既热闹，又单调；既豪华排场，又内容空洞。因此，乾隆时代既是一个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端。近代戏曲理论家吴梅说：“余尝谓乾隆以上有戏无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曲无戏矣。”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终无不会演变成严酷的冬天。

从曾国藩这个个例看，清代的“低薪制”表面上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显然，曾国藩这种身体的短暂麻痹，是血栓所造成的暂时性梗塞引起的。以今日的医疗条件，住几天院，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和知识。

直到生命的末尾，曾国藩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

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江苏、江西和安徽。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叫江南省。

乾隆年间，所减免的农业税，相当于五年全国的财政总收入。在位六十多年，有整整五年，不收全国人民一分税钱，这个手笔，在中国古代史上，确实是没人能比的。

毛主席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主席是这样说的：“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这个因一念之差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精细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朱元璋的军事传奇，产生于脚下这片独特的土地。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