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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开始，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经常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巨量珍贵图书在这些字纸炉中灰飞烟灭，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

中国是一个人口崇拜的国家。在农业作为决定国家命脉的支柱产业的古代，人口数量历来被视为国家兴旺富庶的最重要标志。

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江山万代，乾隆必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有饭吃。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其实，历史通常不很公正。许多历史人物，仅仅因为其个性上的某些缺陷而承受后世无穷无尽的恶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代表。

一年之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赏戴一品朝冠。

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额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

不过当代史学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雍正的暴亡是服用丹药所致。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历史上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揽”的帝王，唯乾隆一人而已。

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宫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宫员们只是挣份工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行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