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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看起来似乎缓不可恃，实际上对社会成员心理的塑造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严明而细致的礼仪，会将名分意识深深刻入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使人们规规矩矩，安守本分，不起犯上作乱之心。只有当民众的生活超出规矩，才需要用法律来处置。这就是所谓“明理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条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军州”。对于到今天为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评书演义，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粗糙的底层文化产品一一而不是那些雅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一一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们生思维模式的基础。

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而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阶段。“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说，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总结的贫困文化的特征，我国从古代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具备。如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估计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进行长期奋斗，典当，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权力，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软弱无能，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这种贫困文化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动乱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协调都会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和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

人本来是土地的主人，但是朱元璋却使土地成为农民的主人。全国农民都变成土地的附属物。

朱元璋的素质其实最适合当一个村长，给他一个百十户人的村子，他能治理得井井有条。以他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他会深入每家每户，掌握每只家畜的膘情。他会手把手地指导村民们每块地上应该种些什么。我们可以想象朱村长拉着他那张驴脸，背着手，威严地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仔细观察每株庄稼的长势。村民们见了他，远远地就向他行礼、打招呼。微微点点头，走到他们身边，长篇大论地教导他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告诉他们尊老爱幼，热爱朝廷。

在孔夫子那里，这个农民理想就被文绉绉描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最佳白话文解释应该是：“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被人比我多。”

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循规蹈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