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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家庭仍然有话要说。现在，终于有人愿意听了。

咪咪本来就非常依赖多恩，现在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她非常清楚，相比多恩对她的依恋，她需要多恩的地方更多。

山姆从不隐藏自己的人生哲学，他觉得虽然自己的成功和努力工作分不开，但同时他也感到自己很幸运，因此他觉得应该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琳赛认为，只消看看哥哥们的状态——体重超标、震颤、旧习难改、自顾不暇——你就会发现自从他们第一次发作精神病以来，他们就从来没有朝治愈的方向前进过一步。

“马特对其他人的小小责任感支撑着他，”迈克尔曾说，“我想我们所有人也都需要这种责任感。”

但1976年1月的那天永远地烙在了玛丽的记忆中。10岁的她站在隐谷路家的前门，无法自制地哭嚎，目送着父母带着13岁的姐姐驾车远去。家里只剩下她、唐纳德、彼得和吉姆。咪咪和多恩让吉姆看好兄弟和妹妹，为他们提供所谓的保护。但玛丽当时就很清楚，那不是保护。年幼的她那时就体会到了一种孤苦无依的无助感。

直到今天，施瑞伯的回忆录仍然是绝佳的解读对象，施瑞伯本人也因为无法自我辩解成了理想的精神病人。

作为加尔文家的一员，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到家族史中的地雷。这些雷被埋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为的是避免让家族蒙羞。

斯尔文解释说，孩子会依赖身边的成人来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们会利用父母已经成形的观念系统来判断是非，或者判断他人是否可以依靠。她还说，当身边的大人无法帮助他们时，孩子们会借助耻辱感和愧疚感来应对创伤。

和家人相处的时间长短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忍耐力。——安·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