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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渴望得到地位和财富，但其实一旦如愿以偿，我们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的很多欲望总是与自己真正的需求毫无关系。过多地关注他人（那些在我们的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使我们把自己短暂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假如我们不能停止忧虑，我们将会用生命中大量的光阴为错误的东西而担心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获得他人的爱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注意到我们的出现，记住我们的名字，倾听我们的意见，宽宥我们的过失，照顾我们的需求。

在弱势群体的不幸上面雪上加霜的是，基督教已经失去了对那些掌控权力杠杆的人的控制力，他们对穷人的尊重和对社区的感情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卡尔·马克思是持这一观点最有力的代表人物，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他用极度形象和嫉妒夸张的、预示灾难的语言描绘了经济利益之上的情景：“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

作为一个雇员，其痛苦不仅来自于对不能被长期雇佣的担心，而且来自于各种工作模式和运作机制所产生的羞辱感。几乎任何机构都具有金宇塔式的等级结构，其中最底层的广大员工受制于上层的管理人员，谁将受到奖励，谁将受到处罚，变成了工作中最令人压抑的问题之一。和其他各种焦虑一样，这种焦虑也源于不确定性。因为在多数领域中，对成绩很难进行准确评估，因此升迁之路或贬谪之途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各种机构的金宇塔中，成功爬到顶端的并不一定是工作

德国人是构造合成词的大师，他们曾经为逃亡者和心灵独特者专门制造了一些词汇（Weltschmerz¹、Schadenfreude²和Wanderlust³），他们现在又为了描绘对古老遗迹的感情而制造了一些新词：Ruinenempfindsamkeit⁴、Ruinensehnsucht⁵、Ruinenlust⁶。在1787年3月，歌德曾两次参观庞培。“历史上发生过众多的灾难事件，”歌德在那不勒斯写道，“但从来没有哪一

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害怕其实才是势利产生的惟一根源，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对势利有清楚的认识。对那些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当作某种消遣。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无非就是恐惧。由于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觉得他不如自己。

决定上层地位的因素一直处在变化中。所以导致我们焦虑的因素也在随之不断变化。在一个社会里，我们担心我们没有能力把长矛刺进动物的身体；而在另一个社会里，我们则担心在战场上杀的人不够多；在又一个社会里，我们焦虑自己没有庄园以及跳不好小步舞曲；还有的社会里，我们担心自己对上帝的虔诚度不够高；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又焦虑无法从资本市场上获得利益。

约翰罗金斯花了40年时间，对不同国家的数百人进行了调查研究，有穷人也有富人。然后他以讥讽的口吻对他们的品格状况做了一个总结，在《给那后来的》一书中，他说：“发了财致了富的人，通常来说，勤奋、果断、骄傲、贪婪、雷厉风行、有板有眼、理智、缺乏想象力且毫不敏感。而那些一生贫困的人往往是极端愚蠢的人、极端聪明的人、懒惰的人、莽撞的人、谦卑的人、善于思考的人、想象力丰富的人，毫无远见的人、敏感的人、毫无规律且受情绪支配的人，

广告绝不会提及一件事情，那就是一旦我们拥有了某个东西，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停止喜欢它。要想停止注意某件事物，最快的方法就是将它购买到手——就如同我们想要停止欣赏某个人，最快的方法可能就是与其结婚。

我们每天都会经受许多不平等的对待，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就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而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