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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和生理学都试图否认自由意志。对内分泌的研究成果、对大脑的不同部分的功能的进一步了解、巴普洛夫(Pavlov)对条件反射的研究，以及对被压制的记忆和愿望的影响所作的心理分析，都对发现制约精神现象的因果规律的发现做出了贡献。当然，它们没有一个能够否认自由意志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们使那种可能性性变得非常小，如果没有起因的意志真的发生过的话，那么它们发生的几律也是非常非常小的。

当我们说我们是“有意识的”时候，我们的话有两种意思：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以某种方式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内省时似乎觉得在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中有某种无生物所没有的特性。

显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我和昨天的我是同一个人举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假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同时又听见他在讲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看见他人的我就是听见他讲话的那个我，因而人们认为，当我感知任何事物时，我与物之间存在着种联系：感知的我是“主体”，而被感知的物便是“客体”。结果很遗憾，关于主体我们还是一无所知：它总是在感知着他物，但却不能感知它自己。休谟大胆地否认有主体这种东西，但这种观点是不行的。要是没有主体的话，

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就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

然而，宗教生活中有一个方面与科学发现无关，这方面也许是最令人神往的，不管我们对宇宙的本质想法如何，它都可以保存下来。宗教不仅一直同教义和教会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同那些感觉到它的重要性的人们的私人生活联系在一起。在最杰出的圣徒和神秘主义者的头脑中，并存着对某些教条的信仰和对探究人生目的的某种方法，两者结合在一起。只要宗教存在于某种感觉的方式中，而并不存在于一套信条中，那么科学就不能干预其事。

神学的危害并不是引起残酷的冲动，而是给这些冲动以自称是高尚的道德准则的许可，并且赋予那些从更愚昧更野蛮的时代传下来的习俗以貌似神圣的特性。

各门科学发展的次序同人们原来可能预料的相反。离我们本身最远的东西最先置于规律的支配之下，然后才逐渐地及于离我们较近的东西：首先是天，其次是地，接着是动植物，然后是人体，而最后（迄今还远未完成）是人的思维。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通晓细节就难以看清大体上的模样；从飞机上勾画古罗马道路的草图要比在地面上容易。一个人的朋友比他本人更了解他可能要做什么事情；在交谈中改变话题时，他的朋友们从他所津津乐道的某个轶事中预见到那可怕的必

宗教不仅一直同教义和教会在一起，而且还同那些感觉到它的重要性的人们的私人生活联系在一起。在最杰出的圣徒和神秘主义者的头脑中，并存着对某些教条的信仰和对深究人生目的的某种方法，两者结合在一起。

宣传者的立场和方法必然与立法者有所不同，因为他没有控制国家机器，所以不可能在他的欲望和其他人的欲望之间建立种人为的和谐。他唯一的方法是设法在其他人的身上唤起那些与他自己所感到的同样的欲望，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诉诸感情。例如，罗斯金不是靠论证，而是靠有韵律的散文的那种感人的效果，使人们喜欢哥特式的建筑。《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这本书通过使人们把自己想象成是个奴隶，促使他们认为奴隶制是种

由于离太阳爆炸还有一万亿年，因此我们有时间为对付这结局作准备，我们可以希望在此期间天文学和射击学都将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天文学家们也许会发现另一颗带有若干适宜于居住的行星的恒星，而发射手们也许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把我们发射到那上面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出发时乘客们都很年轻，那么某些人就有可能在老死以前到达。这也许是个渺茫的希望，但让我们去尽量争取吧然而，即使我们能够以最精湛的科学技术在宇宙中游弋，那也不可能使生命永远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