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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挫折的真正意图，而不是挫折本身。

通过压抑自己的敌意，这个人就否认了自己有任何敌意；而通过把心中的愤恨投射到其他事物上，他就否认了别人有任何敌意。许多幸福婚姻的幻象都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上。

如果有人后悔自己做了某件事，或者后悔没能做某件事，并因此想要做出补偿或改变导致失败的态度，他就不会让自己淹没在罪疚感之中。如果他真的沉浸于罪疚感，就表明他在逃避改变自己的艰巨任务。悔恨自责的确比改变自己要容易得多。

这些生物性驱力被压抑得越彻底，文化的发展水平就越高。但由于升华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受到强烈压抑的原始驱力若没有升华就会导致神经症，所以文明的发展必然意味着神经症的产生。神经症是人类为文化的发展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种由对爱的神经症需求的各种内涵形成的恶性循环，可以大致表达如下：焦虑——对爱的过分需求，包括对排他的、无条件的爱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未得到满足，就会产生一种冷落感——以强烈的敌意来回应这种冷落感——由于害怕失去爱，需要将这种敌意压抑下去——压抑导致愤怒泛化，产生一种紧张状态——焦虑增加——对安全感的需求增加……因此，这种用来缓解焦虑的手段，反过来又导致了新的敌意和新的焦虑。

他们的特征在于，对任何一种真正的爱都抱着深深的怀疑。

在那些他没有任何期待的人面前，他的感受和行为可以很自在；但只要他有可能从别人那里获得某种好处，他就会变得很不自然。

人们性欲的增强，可能是因为性兴奋和性满足被当作一个发泄途径，用来缓解焦虑和被压抑的精神紧张。

罪疚感并不是害怕被反对的原因，相反，罪疚感是害怕被反对的结果。

当我们意识到敌意经过焦虑得到强化，似乎就没有必要像弗洛伊德在他的死本能理论中所做的那样，为这种破坏性的驱力寻找一个特定的生物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