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挫折的真正意图，而不是挫折本身。

每个人只有靠自己，才能发展自己所具有的潜能；然而，正如其他生物一样，人也需要那种“由橡籽长成橡树”的成长环境；他需要温暖的环境，以获得内心的安全感及自由感，能有自己的情感、思想以便表达自己。他需要别人的友善——不只在各方面帮助他，而且须引导他、鼓励他成为成熟且有成就的人；此外，他还需要那些与别人的意志愿望有所接触的有益冲突。如果他能这样在爱中、在冲突中与别人共同进步，那他就会依“真我”而成长。

通过压抑自己的敌意，这个人就否认了自己有任何敌意；而通过把心中的愤恨投射到其他事物上，他就否认了别人有任何敌意。许多幸福婚姻的幻象都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上。

如果有人后悔自己做了某件事，或者后悔没能做某件事，并因此想要做出补偿或改变导致失败的态度，他就不会让自己淹没在罪疚感之中。如果他真的沉浸于罪疚感，就表明他在逃避改变自己的艰巨任务。悔恨自责的确比改变自己要容易得多。

这些生物性驱力被压抑得越彻底，文化的发展水平就越高。但由于升华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受到强烈压抑的原始驱力若没有升华就会导致神经症，所以文明的发展必然意味着神经症的产生。神经症是人类为文化的发展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种由对爱的神经症需求的各种内涵形成的恶性循环，可以大致表达如下：焦虑——对爱的过分需求，包括对排他的、无条件的爱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未得到满足，就会产生一种冷落感——以强烈的敌意来回应这种冷落感——由于害怕失去爱，需要将这种敌意压抑下去——压抑导致愤怒泛化，产生一种紧张状态——焦虑增加——对安全感的需求增加……因此，这种用来缓解焦虑的手段，反过来又导致了新的敌意和新的焦虑。

他们的特征在于，对任何一种真正的爱都抱着深深的怀疑。

在那些他没有任何期待的人面前，他的感受和行为可以很自在；但只要他有可能从别人那里获得某种好处，他就会变得很不自然。

人们性欲的增强，可能是因为性兴奋和性满足被当作一个发泄途径，用来缓解焦虑和被压抑的精神紧张。

罪疚感并不是害怕被反对的原因，相反，罪疚感是害怕被反对的结果。

当我们意识到敌意经过焦虑得到强化，似乎就没有必要像弗洛伊德在他的死本能理论中所做的那样，为这种破坏性的驱力寻找一个特定的生物学根源。

神经症患者的英雄崇拜是两种倾向的妥协：一种是对成功的盲目崇拜，不管它有何价值，因为他自己就有这种愿望；另一种则是他的伪装，掩盖他对成功者的破坏性愿望。

因为对爱、温暖、亲密感的需要是使我们那些讨人喜爱的品质得以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诱因。被爱的感觉——甚至是觉得自己可爱的感觉——很可能是生活中最大的价值之一。相反，觉得自己不可爱的感觉有可能会导致深切的痛苦。

这种自卑感的价值在于，通过降低一个人在自己心中的地位，从而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下，抑制自己的野心，与竞争有关的焦虑就会减轻。

谈到以自责（self-accusations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憎恨，因其差异范围过于广泛，所以没法做一般性的叙述。那些一直缩在自以为是的壳子里的神经症患者，压抑了所有的自责，以至于他们什么都意识不到。而与此相反的是自谦型神经症患者，他们会坦诚地表达自责和负罪感，或者他们会公然地表现出道行为或防御行为，从而暴露了这些情感的存在。实际上，觉察方面存在的这些个体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到后面会讨论它们的意义，以及它们是怎

如果放弃自我的冲动存在于幻想或性行为中，他或许就能逃避完全自我毁灭的危险。

因此，我所谓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不仅是指神经症患者具有共同的基本特性，还表示这些相似的特征在本质上是由我们时代和文化中存在的困境造成的。

对他们来说，性关系不仅意味着性驱力的释放，而且也是获得人际接触的唯一途径。如果一个人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对他来说，获得爱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身体接触就可能被当作情感关系的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性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与他人接触的桥梁，性也因此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一个小孩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长大，只要没有智能上的缺陷，他就自会学着如何待人，也将会学到某些技艺。但也有他无法得到甚至于无法由学习中获得并发展出的能力；人无须（事实上也不可能）硬教橡籽长成橡树，但只要一有机会，它的内在潜能就会发展出来。同样，一个人只要被给予机会，他就会发展他个别的潜能，而后接着发展其“真我的活力”：包括情感的明晰度和深度，思想、愿望与兴趣，开发他自己的才智、意志力的能力，开发他所具有的才能

它表示虽然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但迫使自己沉溺于过度的痛苦中，却可以起到麻痹痛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