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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爱计算自己的不幸，而不会计算自己的幸福。

对昨天我跟丽莎的多愁善感和“昨天这整个恐怖与怜悯”感到惊讶。“居然会发作这种娘们般的神经衰弱，呸！

他自己穿一身油渍斑斑的破衣服，对所有人都一毛不拔，但为她却甘愿花光最后一分钱，送给她种种贵重礼物，如果她中意那礼物，他就乐不可支。父亲总是比母亲更爱女儿。一个姑娘生活在家里真是其乐无穷啊！而我嘛，恐怕都不愿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了。

问题在于，我达到了目的，维护了尊严，一步也没有退让，在大庭广众之下使自己与他处于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

如果不是丽莎，就绝不会发生任何这类事情！”

于是，你以正正规规的主妇身份勇敢而自由地走进我的家门！

先生们，是否当真存在某种东西，它对于几乎任何人来说都比他的最高利益更为珍贵，或者说（为了不违反逻辑）存在着某种最最有利的利益（这正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被忽略的利益），它比所有其他的利益都更为重要、更为有利，一个人为了它，会在必要时准备反抗一切规律，也就是说，反抗理性、荣誉、安宁、幸福——总之，反抗所有这些美好的、有益的事物，只是为了得到这种原始的、最为有利的、对他来说比什么都宝贵的利益。

感到我在这整个世界面前只不过是一只苍蝇，一只肮里肮脏、有伤风化的苍蝇——它比所有人都更聪明，比所有人都更有教养，比所有人都更高尚——这早已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却也是一只连续不断地给所有人让路，受尽了所有人侮辱、所有人损害的苍蝇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唯一的一种情况下，人才会故意地、自觉地渴望去干那甚至对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这就是：为了有权渴望去干那对自己甚至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而不愿受到只许做聪明事这一义务的束缚。

一般说来，在我们俄国人中，从来没有那种德国式的尤其是法国式的愚不可及、超凡脱俗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即便是天崩地裂，即便整个法国都战死在街垒上——他们也依然故我，甚至为了体面而安之若素，并且依旧高唱他们那超然物外的歌，也就是说，会一直唱到寿终正寝，因为他们全都是傻瓜。而我们这里，在俄罗斯大地上，就没有傻瓜，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同于德国等其他国家。这样，我们也就没有那种纯粹超凡脱俗的人物。那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