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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这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段很有名的话，名不正，言不顺，礼乐不兴，整个国家就没有了标准，“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有了名，刑罚就有了标准，就可以有依据了，就可以依法治国了，就有法可依了。名不正就无法可依了，所以刑罚就不中了。这里表达了第一个意思，名就是为了政治上实用的。为什么要强

我们以往写了那么多文学史，有些是可信的、有些东西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受到某些权威人物的干扰，但那些东西都过去了，我们现在要写出一个文学史的定本，即使不是完全绝对地确定，至少总体上也能确定我们的文学史就是这样的。要还文学史以“本来的面目”，以往忽视了的人，现在要把他纳入进来；以往看得太重的，现在要把他削弱，减轻他的分量，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了好几部新的文学史，出现了不同的编法，每个人可能在编的时

名家公孙龙子和惠施都是当官的，都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但是要有一种方法所以他们采取了名辩的方式，在名方面多做文章、大做文章，把名辩搞得很熟。这个不管是在外交方面，还是国内的政治方面他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都可以说得通。你说他诡辩，但他说得头头是道，就可以蒙骗一些人，所以他仅仅是当作一种技巧，一种政治实用的技巧，如果没有政治实用的目的，他们是犯不着搞这些名辩的。这个跟西方的智者派还是不同的，像智者派的普罗泰戈

我们通常讲，科学的前提就是主客二分，一个主体，一个客体，然后我们掌握一种方法，使主体符合客体。所以笛卡尔讲“方法谈”，培根讲“新工具”，都是把方法当做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找到了方法以后，找到了工具以后，就可以把握那个客体了。这个就是以往的哲学体系，他们通常的思路就是这样。但是艺术经验恰好不能这样主客二分，艺术经验就是从主客未分的状态入手的，或者是从主客合一、主客同一的状态入手的。所以艺术史一种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证实、去

但是火不能装在任何容器里头，但是它又不是没有形状，它有，它的形状是自己赋予的。而气呢？它是被动的，气的哲学主要是被动性。……到处可见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化解和放弃。

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未完成性。赫尔德提出人的特点是百无一能，但是他有一点比动物要高，那就是他的未完成性。正因为他百无一能，所以他可以向所有的方面发展，他的缺点便是他的优点。还有他的非专门性，手的特点就是非专门性，它不是仅用来干某件事情的，它可以干任何事情。如果你把它看成只是干某一件事情的，那它就被异化了。

在中国哲学中没有任何人认为名是比实更重要的，名是比实更实在的，乃至于是“倒名为实”的。中国哲学里面没有倒名为实的传统，在西方有，像柏拉图。柏拉图的理念就是名，理念比现实事物更实在，一个语言所承载的实，比现在显现出来的更多。美的理念比所有的美更美，所有的美都是分得了美的理念才获得它的实在性。所有的桌子就是因为分得了桌子的理念オ成为实在的桌子，它们都是现象，都是理念的一种本，都只是接近理念，而理念是最实在的，虽然它在彼岸

一种就是那种跳跃式的、曲折前进的偶然的历史，我们如果处处要跟随它的话，那就会注意很多无关紧要的材料，打断思想的进程，会迷失方向。历史的东西，五花八门，你陷到资料里面去那就出不来了，这样一种原始的历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历史。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和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对立的。认为历史不是逻辑，历史过程中没有什么逻辑。

我们自己在创造历史。我们在解释过去历史的时候，同时就在创造历史。在历史中，始终有偶然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因素所谓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嘛，没有那种绝对的历史。人在历史中当然是有限的，每一代人都不能够绝对地把握历史，但是呢，人具有一种在历史中创造历史的能力。什么是人？人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是这样一种创造力、这样一种自由的创造力。在历史中跟在艺术中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就是都需要创造、都需要创造奇迹、都需要

心学更深刻，心学更直接触及中国人的根。就是在人内心里面，陆九渊讲的“诛心之论”，要在内心里面把那些不好的思想诛灭，“破心中贼”，要把那一念不善的东西克倒。这就是后来所讲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们这些都是传统的东西，并不是“文化大革命”发明出来的新东西。“文革”完全是传统的复辟，我们通常说“文革”是和传统的断裂，实际上是复辟，传统的所有的东西、精华的东西、最深层的东西，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我们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