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这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段很有名的话,名不正,言不顺,礼乐不兴,整个国家就没有了标准,“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有了名,刑罚就有了标准,就可以有依据了,就可以依法治国了,就有法可依了。名不正就无法可依了,所以刑罚就不中了。这里表达了第一个意思,名就是为了政治上实用的。为什么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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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这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段很有名的话,名不正,言不顺,礼乐不兴,整个国家就没有了标准,“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有了名,刑罚就有了标准,就可以有依据了,就可以依法治国了,就有法可依了。名不正就无法可依了,所以刑罚就不中了。这里表达了第一个意思,名就是为了政治上实用的。为什么要强
但是,批判理性的仍然还是理性,是理性自身对自身的批判,但这个批判的理性不同于未经批判的理性,它是升级了的,是达到理性的自觉了的。
我们以往写了那么多文学史,有些是可信的、有些东西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受到某些权威人物的干扰,但那些东西都过去了,我们现在要写出一个文学史的定本,即使不是完全绝对地确定,至少总体上也能确定我们的文学史就是这样的。要还文学史以“本来的面目”,以往忽视了的人,现在要把他纳入进来;以往看得太重的,现在要把他削弱,减轻他的分量,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了好几部新的文学史,出现了不同的编法,每个人可能在编的时
名家公孙龙子和惠施都是当官的,都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但是要有一种方法所以他们采取了名辩的方式,在名方面多做文章、大做文章,把名辩搞得很熟。这个不管是在外交方面,还是国内的政治方面他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都可以说得通。你说他诡辩,但他说得头头是道,就可以蒙骗一些人,所以他仅仅是当作一种技巧,一种政治实用的技巧,如果没有政治实用的目的,他们是犯不着搞这些名辩的。这个跟西方的智者派还是不同的,像智者派的普罗泰戈
在形式逻辑里面,我们已经在运用知性了,我们知道形式逻辑主要研究概念、判断、推理,两个概念可以构成一个判断,两个以上的判断可以构成一个推知性在这里起的作用就是提出概念和形成判断,而推理则需要理性
我们通常讲,科学的前提就是主客二分,一个主体,一个客体,然后我们掌握一种方法,使主体符合客体。所以笛卡尔讲“方法谈”,培根讲“新工具”,都是把方法当做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找到了方法以后,找到了工具以后,就可以把握那个客体了。这个就是以往的哲学体系,他们通常的思路就是这样。但是艺术经验恰好不能这样主客二分,艺术经验就是从主客未分的状态入手的,或者是从主客合一、主客同一的状态入手的。所以艺术史一种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证实、去
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了一个又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之后,我们也就相继超越了一个又一个哲学家;我们不断地转移自己的立场,训练着对一个哲学观点的快速的领悟力和把握上的灵活性。长此以往,我们就逐渐拥有了一种能力,能够面对一种陌生的观点或思潮迅速洞察其要点,并作出自己的评价。这就叫做“哲学素养”。
一切高尚的情操和博大的胸怀都消失在个人自我完善的狭小天地中,英雄主义和敬神之心都淹没在关于个人肉体和灵魂得救的清醒算盘里,并且通过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两极冲突而导致了普遍的怀疑主义甚至消极厌世,最终转向渴望彼岸灵性生活的神秘主义,融入了基督教哲学的时代潮流之中。
康德在这里给对象下了一个定义“对象就是在它们的概念中一个给予直观的杂多被结合起来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把“对象”理解成对象的“概念”,然后直观的杂多被结合在这个概念底下。
从托马斯对质料的划分和辨析中蕴涵着近代的“物质”概念,他所说的具有一定形状和大小的“第二性质料”已经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作为绝对潜能的纯质料,而是接近于近代哲学中具有广延这一基本属性的“物质”概念了。
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辨证论分别对应人的三种认识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它们是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三个阶段的划分。
但是火不能装在任何容器里头,但是它又不是没有形状,它有,它的形状是自己赋予的。而气呢?它是被动的,气的哲学主要是被动性。……到处可见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化解和放弃。
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未完成性。赫尔德提出人的特点是百无一能,但是他有一点比动物要高,那就是他的未完成性。正因为他百无一能,所以他可以向所有的方面发展,他的缺点便是他的优点。还有他的非专门性,手的特点就是非专门性,它不是仅用来干某件事情的,它可以干任何事情。如果你把它看成只是干某一件事情的,那它就被异化了。
凡是涉及“先验”的地方,都和认识论有关;而涉及“超验”的地方,则多与本体和自在之物有关,这是康德哲学很重要的观点。
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就培养了一种深厚的“实用主义精神”,重实际而轻玄想,崇现实而抑超越……
在中国哲学中没有任何人认为名是比实更重要的,名是比实更实在的,乃至于是“倒名为实”的。中国哲学里面没有倒名为实的传统,在西方有,像柏拉图。柏拉图的理念就是名,理念比现实事物更实在,一个语言所承载的实,比现在显现出来的更多。美的理念比所有的美更美,所有的美都是分得了美的理念才获得它的实在性。所有的桌子就是因为分得了桌子的理念オ成为实在的桌子,它们都是现象,都是理念的一种本,都只是接近理念,而理念是最实在的,虽然它在彼岸
简单说来就是,形式逻辑的判断不管对象,所以它只是形式的,但是一旦对它的内容作理解,它就成了范畴
“由于可感事物是对理念的摹仿和分有,因此它永远也不如理念那样完美,正如艺术品中的慕本不如原作完美一样。任何具体事物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而理念本身却是完美无瑕的,因此理念不仅是可感事物的根据或原型,而且也是它们追求的目标。”忽然想起《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所谓“良质”某种意义上大概就是促使事物不断接近它的理念。
由人的主体所建立起来的科学知识仅仅局限于在人面前所呈现出来的有关对象的现象,而不能深入到对象自身的本体,这个本体被他称之为“自在之物”,又译作“物自体”。康德认为,我们所认识的对象都只涉及现象,而不是对物自体的认识。
一般来说,人们对日常经验是不加分析的,得到了就得到了,去运用就可以了,基本上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康德的贡献就在于,他把那些可能的经验拿来,然后对它们进行分析,看看它们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是什么东西使得它们成为这样,如果没有那个东西它们是不是就不可能成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