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有人整顿这个时代思想和道德的混乱状态，分辨真伪，分辨本质和偶性，把人们引上正确的道路，帮助他们看清事物中间正确的关系。这就需要一个能够在极端保守派和极端自由派之间掌握裁决权的调解者。苏格拉底相当于这样的人。他心目中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哲学体系，而是激发人们爱真理和德性，帮助他们做正确的思维，以便他们过正当的生活。他的目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玄想的。他对取得知识的正确方法，比对这种方法的理论或方法论更感兴趣。他根本没有提

在对斗争和无序问题的处理中，自始至终，赫拉克利特一再地强调，“多”可以在“一”中找到自己的统一性。因此，表面上脱节的事件和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实际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和谐关系。所以他说，人们“不知道变化的东西是如何与自身相一致的，这就是对立面冲突的调和，就像琴弓和七弦琴”。火自身就展示了对立面的这种冲突，事实上它也依赖于此。火就是对立面的冲突。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德性是通过积极参与市民生活而在一个地方的、排他的社会中自我实现。对阿奎那来说，德性是通过在一个稳定的和无所不包的社会等级制度中的有道德的生活方式而自我实现的，这个制度受法律治理，但其中只有一些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少数治人，多数则治于人。

理论与利用事物的实践兴趣的这种结合，是文艺复兴时期独有的。

一般的发展情况是最初由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然后又过渡到僭主制与民主制的交替出现。

赋予被认识的东西以真理性并赋予认识的人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我要你们称之为善的理念的东西，而你们也将会把它认为是知识的原因。

个人灵魂及其精神生活比外部可感事物更高级、更高贵，而地位更高的是我们借助于自己的思想而“看出”的纯粹的数学形式和逻辑形式。

概念经验主义大致是那种认为概念产生于经验的认识论立场，而证实经验主义大致是认为陈述最终由经验（观察）来证实的认识论立场。

莱布尼兹可以说万物都有其理由：要么它是逻辑上必然的，要么它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在于为了使整体成为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阿那克西曼德的作品中流传下来的唯一一句就是这个，它也是有点诗意的：“万物由之所生的东西、万物毁灭后由于必然性复归于它；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受到惩罚并相互补偿。”

阿威罗伊引入了一条在西方哲学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诠释原则：他解释说，《古兰经》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做字面理解。当对《古兰经》的诗篇的一种字面诠释显得与理性相矛盾时，那些诗篇必须作为隐喻和寓意来诠释。

某物存在着并不是指它实际上被感知，而是在正常条件下它可以被感知。用否定的方式说，不可能被感知的就不存在。

……阿奎那在一物之存在和该物之所是之间所作的区别，在存在（existentia）和本质（essentia）之间所作的区别。一物之可以被决定的东西，可以被限定、被概念上理解的、因而可以被界定的东西，是该物的本质———是它的“所是”。但它存在着这个事实、它的存在，只可能直接地、直觉的领悟；它是无法被解释、无法做出进一步界定的。

无政府状态，不能理解为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而是指一个社会的组织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它是从共同利益和对这些利益的共识中“有机地”产生的。

对霍布斯来说，国家的目的是确保安全、保卫个人生存。对洛克来说，国家的目的首先是保护私有财产。

奥古斯丁似乎认为，有关我们自己内在状态的陈述代表了某种知识，即使过了一段时间，即使经验状态过去了以后。这意味着，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可以有当下知识之外的确定知识。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得不信任我们的记忆，而记忆是可错的；我们还必须信任原则上总有可能让我们上当的语言表达。但是，奥古斯丁确信，它可以表明，内省确实给了我们超出当下经验之外的确定知识，或至少给与了我们有关于我们内在生活的洞见，比感觉经验给与我们的有关外部

早期希腊化时期人民的这种政治无能为力状况在思想层面上得到了反映，表现为这样一种普遍倾向：回避对社会进行哲学思辨——我们能有所作为的事情是如此之少！——而集中于一件事情：一个人怎样才能确保他或她自己的幸福？

既然理念是理想，那我们就应该努力去获得它们。柏拉图认为对这些理想的渴望是植根于我们内心的。这就是柏拉图式的爱（Eros）：对真、善、美不断的渴望。

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了一个又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之后，我们也就相继超越了一个又一个哲学家；我们不断地转移自己的立场，训练着对一个哲学观点的快速的领悟力和把握上的灵活性。长此以往，我们就逐渐拥有了一种能力，能够面对一种陌生的观点或思潮迅速洞察其要点，并作出自己的评价。这就叫做“哲学素养”。

一切高尚的情操和博大的胸怀都消失在个人自我完善的狭小天地中，英雄主义和敬神之心都淹没在关于个人肉体和灵魂得救的清醒算盘里，并且通过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两极冲突而导致了普遍的怀疑主义甚至消极厌世，最终转向渴望彼岸灵性生活的神秘主义，融入了基督教哲学的时代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