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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用“八三四一”来总结苏东坡的一生：“八”是他曾任八州知州，分别是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三”是他先后担任过朝廷的吏部、兵部和礼部尚书；“四”是指他“四处贬谪”，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一”是说他曾经“一任皇帝秘书”，在“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位上干了两年多，为皇帝起草诏书八百多道。

公元1082年，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三”的《寒食帖》，在黄州，等着苏轼书写。“天下行书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图2-1]，写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四百年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写下“天下行书第二”——《祭侄文稿》。

一个人只有敢于面对自己，才能真正面对众人。苏东坡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他的思念与感伤，他的快乐与凄凉，他生命中所有能够承受和不能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晴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词与字里，远隔千载，依旧脉络清晰。

艺术由唐入宋，迎来了一场突变。在绘画上，浓得化不开的色彩被山水清音稀释，变得恬淡平远；文学上，节奏错落的词取代了规整严格的诗，让文学有了更强的音乐性；书法上，平淡随意、素净空灵的手札书简，取代了楷书纪念碑般的端正庄严。

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变革，都应该因应时势而逐渐推行。生活与风俗变化于先，法律制度革新于后。宛如江河流转，假如用强力来控制它，只能适得其反

苏东坡不喜欢二元对立，他喜欢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他不仅对司马光有意见，而且在政事堂上与司马光急赤白脸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气还没消，连骂：“司马牛！司马牛！”

苏东坡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从后来的绘画史中，我们“目睹”的，既不是三国鏖兵的“武赤壁”，也不是苏东坡的“文赤壁”，而是画家们创造出来的“画赤壁”。由此，我们发现了记忆在这块顽石上的反复涂抹与叠加。赤壁于是成了一块容积无限的石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尽藏”。

人生至极处，不是一个情么。

因为他不只烧去了地上的杂草，也烧去了他心里的杂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而是开始务实地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顿，他懂得了自己无论站立在哪里，都应当从脚下的土壤中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