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用“八三四一”来总结苏东坡的一生：“八”是他曾任八州知州，分别是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三”是他先后担任过朝廷的吏部、兵部和礼部尚书；“四”是指他“四处贬谪”，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一”是说他曾经“一任皇帝秘书”，在“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位上干了两年多，为皇帝起草诏书八百多道。

公元1082年，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三”的《寒食帖》，在黄州，等着苏轼书写。“天下行书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图2-1]，写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四百年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写下“天下行书第二”——《祭侄文稿》。

一个人只有敢于面对自己，才能真正面对众人。苏东坡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他的思念与感伤，他的快乐与凄凉，他生命中所有能够承受和不能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晴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词与字里，远隔千载，依旧脉络清晰。

艺术由唐入宋，迎来了一场突变。在绘画上，浓得化不开的色彩被山水清音稀释，变得恬淡平远；文学上，节奏错落的词取代了规整严格的诗，让文学有了更强的音乐性；书法上，平淡随意、素净空灵的手札书简，取代了楷书纪念碑般的端正庄严。

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变革，都应该因应时势而逐渐推行。生活与风俗变化于先，法律制度革新于后。宛如江河流转，假如用强力来控制它，只能适得其反

陈希亮死后，苏东坡在《陈公弼传》里写道：“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苏东坡不喜欢二元对立，他喜欢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他不仅对司马光有意见，而且在政事堂上与司马光急赤白脸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气还没消，连骂：“司马牛！司马牛！”

苏东坡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从后来的绘画史中，我们“目睹”的，既不是三国鏖兵的“武赤壁”，也不是苏东坡的“文赤壁”，而是画家们创造出来的“画赤壁”。由此，我们发现了记忆在这块顽石上的反复涂抹与叠加。赤壁于是成了一块容积无限的石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尽藏”。

人生至极处，不是一个情么。

因为他不只烧去了地上的杂草，也烧去了他心里的杂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而是开始务实地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顿，他懂得了自己无论站立在哪里，都应当从脚下的土壤中汲取营养。

宋神宗声色不动，不满二十岁，就已经有了帝王的风范，沉稳而不骄矜。

唐宋八大家，这一次殿试就来了四位，分别是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欧阳修是主考官，“二苏”、曾巩是考生。

所以苏东坡评价王维的画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7]

林语堂说：“也许是命运对人的嘲弄吧，苏东坡刚刚安定下来，过个随从如意的隐居式的快乐生活，他又被冲击得要离开他安居之地，再度卷入政治的漩涡。蚂蚁爬上了一个磨盘，以为这块巨大的石头是稳如泰山的，哪知道又开始转动了。”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且能与别人分享这种快乐。”[4]

苏轼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睡得那么香，把这世界上所有的焦虑与不安，都抛到了睡梦的外面。

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变得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

然后，他又坐到黑暗里，一动不动。长夜里，他破茧为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