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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仪典的直接理性化使中国没有出现科学与宗教分途，从而各自独立发展；它产生的是情理交融，合信仰、情感、直观、理知于一身的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信念形态。

所以汉字着重的是它作用于人们行为活动的规范特质，而并不在复写、记录口头语言的认识功能

礼乃人文，仁乃人性，二者实同时并进之历史成果，人性内容（仁）与人文仪式（礼）在缘起上本不可分割：人性情感必须放置于特定形式中才可能铸成造就，无此形式即无此情感，无此“饰”即无此“欢”此“哀”此“敬”此“威”也。

它实际是巫术活动中所感受和掌握到的那神秘又现实的生命力量理性化的提升。

儒学并非没有信仰，它所信仰崇奉的仍然是以祖先神为中心的“天地国（君）亲师”

所以“礼制”中的“名”不只是事物的名称，它是天地的法规、神圣的符号，也是人的生存、活动、义务、地位、利益的代表。

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埃及、印度、欧洲中世纪那种苦行僧。中国人以斋戒沐浴这种非常轻度的禁欲方式，取代了残酷的长期的折磨肉体来求圣洁或通神上天。对中国人来说，沐心不必戕身，仍然是上身下心、身心合一的“仁”，并以之体现上天生长养育之恩。儒家讲“哀不伤生，毁不灭性”，讲“长歌可以当哭”、“成哀也止哀”等礼制规范，便非常具体实在地表露了这一特点。

第一次文艺复兴则是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确认了人的感性生存；第二次文艺复兴则盼望人从机器（物质机器和社会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再一次寻找和确认人的感性自身。

儒学或儒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自己信仰的“天道”，是优越于仅仅解决身心困境或生死问题的其他神明和宗教，从而无需与之比较和竞争的。

由神的准绳命令变而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而为服从于人、服从于自己，这一转变在中国上古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巫术是实用的技术，所有的动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宗教则包括一整套本身便是目的的行为，此外别无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