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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能够对复杂经济过程的最后结果进行认真归纳研究，就会发现历次的中国经济危机都能软着陆，其苦果最终是由“第三世界”——中国内部的第三世界——广大农民来承担的。

那时正值以苏联为代表的本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也处于内外交困时期——国内1988—1989年滞涨危机正在发生之际，遭到美国带领的西方国家于1989年6月启动的“全面制裁”；随之是工业化加快必然追求“资本增密”的20世纪90年代，多次发生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危机，这也引发了大量维稳事件……

西方长期“生产不足”而“话语过剩”，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长期“生产过剩”而“话语不足”。

在中国，农业问题是派生的，是因为有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才派生出农业问题的。

中国在遭遇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的挑战下，本来应该发生和东亚其他国家类似的资产价格暴跌、被西方投机资本涌入“割韭菜”的局面，但中国却凭借国家主权直接干预——由中央财政直接出手“剥离”了国有银行高达1/3的不良资产，再用国家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很快使银行得以重生。这种被西方称为“资本管制”的体制，虽然达不到“自由主义”的标准，但使所有试图通过投机获利的西方资本，在中国铩羽而归！从此，中国凭借政治主权执行的资本管制，成了阻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资本攻城略地的最大障碍，当然也就构成美元滥发而推进全球金融化的“主要威胁”……

我们当前最需要的应该是“问题意识”，最忌讳的则是“意识形态化”的问题。

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世界范围内从长期20年的价格看，农产品价格基本上是向下的曲线，因此，单纯在生产领域中合作，其收益必然是低的，只有把流通、加工、金融、保险这四大类合作，与生产合作相结合，才有可能成功。

我们把感性认识转变成政策思考已经不容易了，如果希望上升到理性高度，转变成所谓的理论，那就更困难了，尤其需要很多的调研积累。

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