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能够对复杂经济过程的最后结果进行认真归纳研究，就会发现历次的中国经济危机都能软着陆，其苦果最终是由“第三世界”——中国内部的第三世界——广大农民来承担的。

那时正值以苏联为代表的本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也处于内外交困时期——国内1988—1989年滞涨危机正在发生之际，遭到美国带领的西方国家于1989年6月启动的“全面制裁”；随之是工业化加快必然追求“资本增密”的20世纪90年代，多次发生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危机，这也引发了大量维稳事件……

西方长期“生产不足”而“话语过剩”，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长期“生产过剩”而“话语不足”。

在中国，农业问题是派生的，是因为有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才派生出农业问题的。

中国在遭遇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的挑战下，本来应该发生和东亚其他国家类似的资产价格暴跌、被西方投机资本涌入“割韭菜”的局面，但中国却凭借国家主权直接干预——由中央财政直接出手“剥离”了国有银行高达1/3的不良资产，再用国家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很快使银行得以重生。这种被西方称为“资本管制”的体制，虽然达不到“自由主义”的标准，但使所有试图通过投机获利的西方资本，在中国铩羽而归！从此，中国凭借政治主权执行的资本管制，成了阻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资本攻城略地的最大障碍，当然也就构成美元滥发而推进全球金融化的“主要威胁”……

我们当前最需要的应该是“问题意识”，最忌讳的则是“意识形态化”的问题。

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世界范围内从长期20年的价格看，农产品价格基本上是向下的曲线，因此，单纯在生产领域中合作，其收益必然是低的，只有把流通、加工、金融、保险这四大类合作，与生产合作相结合，才有可能成功。

中国唯一能够发挥的所谓比较优势，就是在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条件下压低劳动力价格，不承认剩余价值，对外杀价倾销

我们把感性认识转变成政策思考已经不容易了，如果希望上升到理性高度，转变成所谓的理论，那就更困难了，尤其需要很多的调研积累。

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的匮乏。

金融是什么？它是一种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信用。而到现代社会，信用是政府政治强权的产物。客观上说，金融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基础，就具有政权这样的政治特性。

每到中国比较大规模进口的时候，必然造成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度抬升。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进行东方式原始积累的国家，她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外掠夺扩张，而是主要对内“自我剥夺”：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提取积累；另一方面以票证形式计划、分配，维持城市劳动力再生产的限额消费品，从城市提取积累。

当抢购高档大件消费品使物品价格上涨时，对应政策是增加高档消费税。这间接大幅度提高了高档大件消费品的价格，又在客观上无异于刺激市民对价格上涨的预期；无处释放的社会消费就只能转向基本生活用品，市民甚至开始抢购布、盐、粮食……

西方人在发达国家这个语境中所谈的全球化，实际上仅仅意味着只有一个要素的全球化，就是资本。而单纯强调资本全球化的背后，是反对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全球化；其唯一目的，就是保证大垄断资本的收益不断增加，它的收益只能从对资源的占有和对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夺上来。

新中国成立后咱们农村人口翻了番，土地不得不按人口平均分配，难以再形成规模，因此，中国不可能按照美国的农业模式来运作。

占有话语强势地位的学者与具有资本强势地位的教育投资者之间，目前还没有公开、认真地对话；一旦双方形成利益相关，教育的体制改革可能会朝更加不公平但却更加有收益的方向走……然后，我们的困境可能是：找不到真正的大学，找不到真正的教授。

也就是说，现在的外国投资和本土投资占有的，不是一般的制造业所产生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中增加的那部分收益。

一般说，有美元当然可以买国际市场的东西，尤其应该能购买美国的东西，可如果你用这个去买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它不会卖给你；你买制造业的产品，对不起，在美国的制造业产品几乎全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又主要是来自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