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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又是南理宇。问题就是出在这位局长身上。干成任何事，他的上司必须绕着他走，现在他的下属也想绕着他走。这笔交易得到了总统、金监会主席以及工作层次的人的支持，之所以无法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就是因为这个占据关键位置的人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推动交易。难怪大家都对他失望。他似乎除了说“不”外什么都不会，真是尸位素餐。

根据韩国的法律，在一般情况下，非金融机构或者私市股权投资公司是不能控制银行的。新桥之所以能够，是因为当时韩国深陷金融危机之中，而且韩国第一银行已经破产而被收归国有。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才给了新桥机会。现在时过境迁，这样的机会不再了。

我们也拒绝延长排他期。到此时，我已经不担心汇丰银行会放弃，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对韩国第一银行的财务和管理都很满意，即便我们不给他们排他期，我想他们也不会尽弃前功。反之，如果给了他们排他期，我们就会很被动，因为他们处于独家谈判的地位，可以无所顾忌地要求最好的条件。

由于布朗姆懂政治，他对牵扯到政治的问题都非常敏感、有洞察力。他的谨慎使我们避免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

我正在学习韩国历史，正好趁此机会开阔眼界。

沃纳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是正确的，无可指摘，但他的分析不全面，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他”，顾此而失彼。分析问题一定要全面，否则貌似正确，却失之偏颇。

递交建议书的同时，我附上一份说明函，重点指出交易架构的好处在于，好银行一旦摆脱了遗留的不良贷款，“将减轻公众对存款安全的忧虑，提高存款意愿，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降低银行倒闭的风险。如此将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韩国政府对银行业进行改革是认真的。银行业改革的成功对于恢复韩国国内外对韩国金融体系的信心至关重要。通过与新桥共同投资而持有好银行49%的股权，韩国政府将共享银行改造成功所带来的收益，而抵销改革的总成本”。

因此，我们让庞德曼送一对镶嵌哈佛大学校徽的袖扣。布朗姆是一位登山爱好者，他会带去一本书，内容是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人丹增·诺盖于1953年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征服世界最高峰的第一批人。他在书中附上一张自己在珠峰山坡上的照片。我们希望用这些小礼物表达个人情谊，拉近双方的距离。

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如何对贷款估值，我们经常争论几个小时而无结果。对于《共识备忘录》中的每项条款，现在似乎都要重新谈判，好像《共识备忘录》根本不存在一样。而且对于我们提出的任何新建议，对方根本不予考虑，也不讨论，断然拒绝。

韩国政府对于媒体报道有审稿权，可见对媒体有一定的控制，但这只是局限于韩国国内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