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想，又是南理宇。问题就是出在这位局长身上。干成任何事，他的上司必须绕着他走，现在他的下属也想绕着他走。这笔交易得到了总统、金监会主席以及工作层次的人的支持，之所以无法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就是因为这个占据关键位置的人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推动交易。难怪大家都对他失望。他似乎除了说“不”外什么都不会，真是尸位素餐。

根据韩国的法律，在一般情况下，非金融机构或者私市股权投资公司是不能控制银行的。新桥之所以能够，是因为当时韩国深陷金融危机之中，而且韩国第一银行已经破产而被收归国有。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才给了新桥机会。现在时过境迁，这样的机会不再了。

伙食太差了，几乎顿顿都是粗粮，很难消化。我虽然饿，也时常觉得难以下咽，但又不得不赖以充饥。吃饭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必须。

我们也拒绝延长排他期。到此时，我已经不担心汇丰银行会放弃，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对韩国第一银行的财务和管理都很满意，即便我们不给他们排他期，我想他们也不会尽弃前功。反之，如果给了他们排他期，我们就会很被动，因为他们处于独家谈判的地位，可以无所顾忌地要求最好的条件。

干泥瓦匠和电工，多少有些技术含量，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且成果有实用价值，比起徒劳无功的挖大渠和得不偿失的种地有用多了。

由于布朗姆懂政治，他对牵扯到政治的问题都非常敏感、有洞察力。他的谨慎使我们避免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

“长木匠，短铁匠”这个道理，意思是说木工活宁长勿短，长了可以用锯、斧或刨子把它削短，但过短就成了废料了。而打铁宁短勿长，长了切断不容易，短了烧红了几大锤就把它敲长了。

我正在学习韩国历史，正好趁此机会开阔眼界。

北京人的幽默多以冷嘲热讽体现，含蓄地针砭时政；天津人不大关心政治，他们的笑话大多针对生活现实。

跑步是个枯燥的运动，却利于思考，一个小时，没有任何打扰，可以把很多问题想透彻。我写文章，往往在跑步时构思，一边跑，一边想，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是国有的，东柏林餐馆食物和服务的质量都好，我想这大概和德国文化有关。德国人做事认真，即便在国有体制下，服务质量也很高。在同样体制下，东德在苏联集团国家中经济最发达，应该与德国文化有关系。

像美国许多顶尖大学一样，沃顿商学院首先是研究机构，其次才是教育机构。学院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教学，教授在公认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才被视为学术成就。至于教学，只是一个必不可缺的工作而已，教得好坏与教职的升迁关系不大。

白的是路，亮的是水，黑的是泥。只要眼睛适应了黑暗，就可以看出差别。

晚饭后，别人都休息了，我去卫生室值班。我不在意比别人干的活儿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诊所里。没有病人的时候，我就把各种药物的拉丁文抄写下来，铭记在心，练习用拉丁文开处方。尹医生说没必要，用中文记药名就可以了，但是我不在意，学点拉丁文的药名没有坏处。我后来学英文的基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中医说，“肺主一身皮毛”，中医的“肺”，既指器官，也泛指分泌系统，大概就是观察到其间的关系，但还是不知其所以然。

在美国，我深刻地感受到不仅是人创造了体制，而且体制也成就了人。一个好的体制能够充分释放人的潜能，而一个不好的体制则会抑制人才的发展。

据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后来在回忆录中讲，邓小平闻言身体前倾，然后说：“好，我们让他们走。你准备接受一千万人吗？”

文革”时期道德教育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极端清教徒式或是禁欲主义

在最心灰意冷的时候，我反复提醒自己，自我放纵就是对自己的犯罪。基于这个信念，我从未放弃，而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刻苦读书，才有了今日。现在如果松懈的话，对不起对我寄予厚望的家人，也对不起我自己。我告诫自己，不能放纵，永远不能，我要把书读好。学位是给别人看的，学问可是自己的。

我领悟到，人们不喜欢和自己不太一样的人。按照当时批评干部的说法，我们脱离群众了。所以到了挨批判的时候，同情我们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