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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对党的向心力，一般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忠诚信仰；一是对个人现实利益的考量。

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

蒋介石一直不隐讳他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羡慕之意，同时对国民党大而无当、松懈散漫的组织体制深怀不满。

故上海资本家阶级反对恢复强制仲裁，其意仍在抵制国民党党政权力的无限伸张。

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

在反蒋的大目标下，一向势如水火的改组派和西山派有了携手合作的机会。

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

戴季陶即已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旧同志与共产党新青年之间的差距“今日最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面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此时年近四十的蒋介石，亦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如他曾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指责：“许多老党员，应该知道他自己已是暮气沉沉，差不多已成为骨董，只能陈列着，不能有什么实用。现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蒋甚至认为，“总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甚多，然亦未始非一般老

大体而言，战前的国民党是一个组织基础脆弱的执政党。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的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