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对党的向心力，一般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忠诚信仰；一是对个人现实利益的考量。

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

蒋介石一直不隐讳他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羡慕之意，同时对国民党大而无当、松懈散漫的组织体制深怀不满。

故上海资本家阶级反对恢复强制仲裁，其意仍在抵制国民党党政权力的无限伸张。

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

在反蒋的大目标下，一向势如水火的改组派和西山派有了携手合作的机会。

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

戴季陶即已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旧同志与共产党新青年之间的差距“今日最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面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此时年近四十的蒋介石，亦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如他曾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指责：“许多老党员，应该知道他自己已是暮气沉沉，差不多已成为骨董，只能陈列着，不能有什么实用。现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蒋甚至认为，“总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甚多，然亦未始非一般老

大体而言，战前的国民党是一个组织基础脆弱的执政党。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的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

如胡梦华所言：本党（中国国民党）自北伐完成以后…五载以还，纷争选见，反动之势来消，而党内之隐忧环伏，革命大业，几若断若续，若可为若不可为矣。窃恨垂成之功，不败于敌人之摧残，而败于同党之阴贼；不挫于敌人之分化，而挫于同党之离析。党基摇动，党统垂绝。批评之者，且将之曰：亡中国国民党者，中国国民党也。

但每当国民党陷入危局时，孙中山均能毅然决然将国民党彻底改造，从而开创一个新局面。蒋介石则不同。他的治党之术，侧重权谋，惯于从二元颉颃中求制衡，从相互制衡中求驾驭。

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

有必要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其中最堪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比较科举制度和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可发现科举体制有一种为后来新教育体制所不具有的消解读书人政治参与压力的机制。帝制时代，正式编制的官职数额有限，在读书人以入仕为圭臬的时代，候补入仕人数与官职数额的悬殊，势必形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然而在科举制度下，有种自我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是官绅分流，使大部分读书人以“绅”的身份居于

事实上，战前国民党党员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充实，吸纳党外人才主要出于其政权统治需要而采取的主动措施。

每一个政党在其发展历程中，均会遇到种种危机和挑战。一个政党的组织力和生命力强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克服危机和回应挑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组织更新与调适能力。

孙中山在其《建国大纲》中所规定的训政，是由下而上，是以民治为目标；而国民党北伐后所实施的训政，则自上而下，是以党治为出发点

抗战中后期，当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整党整风运动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国民党只是一味地在大后方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充。作为总裁的蒋介石，战时除了一如既往地对国民党毫不留情地做一些道德训诫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整党举措。

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顺利登上了总裁的宝座。

中国政党的萌芽，始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它有政纲，有组织，有入会条件和手续，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