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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绩至上主义冷酷的一面：如果生活富足是获得救赎的标志，那么遭受苦难就是罪恶的象征。这个逻辑不一定与宗教观念挂钩，这其实是一些伦理价值观的共同特征，这些伦理统统认为人类自由就是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使意志，并且人类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责。

如果优绩至上是一种抱负，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总是可以归咎于制度；如果优绩至上是事实，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就应该责备自己最近几年，他们首先要为没能获得大学文凭而自责。精英的慢最令人难堪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凭主义。

比尔·克林顿用押韵的对句表达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就业的联系：“你能赚到什么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技术官僚治国的道德伴生物。

80年后，法国社会理论家埃米尔・涂尔干在黑格尔对工作的解释的基础上提出，假如每个人都能以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来获得报酬，那社会分工就可以成为社会团结的源泉。不同于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当代经济学家，黑格尔和涂尔干不认为工作主要是达到消费目的的手段。相反，他们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作是社会融合的活动，是认同的舞台，是履行义务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方式。

海耶克（哈耶克）认为我们不该将经济报偿道德化，以为经济报偿反映个人才德（merit）。他不是去证明在市场获得丰厚报偿的人配得那些报偿，而是反对经济报偿反映个人才德或道德应得的主张。海耶克的论据来自一项观察：拥有社会正巧看中的才能并非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出于运气，不具道德必然性：“一个人的才能如果对旁人有价值，不论那项才能是天生或后天学会的，都不能归功于他本人。因为一个人的特殊才能是普遍或稀有，几乎不受本人左右

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由我们所得的工资来衡量，因为工资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偶然性。

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输和赢——还关于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该持什么态度。

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完全流动的社会是令人向往的理想，原因有二：首先，优绩至上表达了某种自由的理念，我们的命运不应该由我们出生的环境决定，而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其次，优绩至上表达了一种希望——我们取得的成就反映了我们值得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自由地依靠自己的选择和才能获得成功，那么似乎可以公平地说，那些成功的人应该取得他们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