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至上主义冷酷的一面：如果生活富足是获得救赎的标志，那么遭受苦难就是罪恶的象征。这个逻辑不一定与宗教观念挂钩，这其实是一些伦理价值观的共同特征，这些伦理统统认为人类自由就是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使意志，并且人类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责。

如果优绩至上是一种抱负，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总是可以归咎于制度；如果优绩至上是事实，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就应该责备自己最近几年，他们首先要为没能获得大学文凭而自责。精英的慢最令人难堪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凭主义。

比尔·克林顿用押韵的对句表达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就业的联系：“你能赚到什么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技术官僚治国的道德伴生物。

80年后，法国社会理论家埃米尔・涂尔干在黑格尔对工作的解释的基础上提出，假如每个人都能以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来获得报酬，那社会分工就可以成为社会团结的源泉。不同于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当代经济学家，黑格尔和涂尔干不认为工作主要是达到消费目的的手段。相反，他们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作是社会融合的活动，是认同的舞台，是履行义务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方式。

海耶克（哈耶克）认为我们不该将经济报偿道德化，以为经济报偿反映个人才德（merit）。他不是去证明在市场获得丰厚报偿的人配得那些报偿，而是反对经济报偿反映个人才德或道德应得的主张。海耶克的论据来自一项观察：拥有社会正巧看中的才能并非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出于运气，不具道德必然性：“一个人的才能如果对旁人有价值，不论那项才能是天生或后天学会的，都不能归功于他本人。因为一个人的特殊才能是普遍或稀有，几乎不受本人左右

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由我们所得的工资来衡量，因为工资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偶然性。

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输和赢——还关于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该持什么态度。

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完全流动的社会是令人向往的理想，原因有二：首先，优绩至上表达了某种自由的理念，我们的命运不应该由我们出生的环境决定，而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其次，优绩至上表达了一种希望——我们取得的成就反映了我们值得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自由地依靠自己的选择和才能获得成功，那么似乎可以公平地说，那些成功的人应该取得他们的成功。

《圣经》的世界观有两个方面与现代优绩至上主义非常相似：一方面是对人的能动性的宣扬，另一方面是对遭受不幸者的冷酷。

“分配正义”与“贡献正义”这就是黑格尔所描述的认可之争。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劳动市场不只是一套有效满足需求的系统，更是一套认可制度，不仅给予工作报偿，还公开认可该工作对共善的贡献。市场本身不会提供劳动者技能或认可，因此黑格尔提议设立一种类似同业公会或行会的机构，确保工人提供的技能足以做出值得公众认可的贡献。简言之，黑格尔认为当时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作形态必须符合两个条件才能在道德上站得住脚。霍奈特简要描述这两个条件：“

优绩至上的信念是，人们应该得到市场赋予他们才能的任何财富，这导致团结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成功的人要对社会中地位较低的人有所亏欠？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是否认识到，尽管我们努力奋斗，但我们不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发现自己身处珍视我们才华的社会，是我们的幸运，而不是我们应得的。对我们命运的偶然性的强烈感觉可以激发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出生的偶然，抑或是命运的神秘，我也会遭受如此厄运。”这种卑是我们从残

For those who can't find work or make ends meet, it is hard to escape the demoralise thought that their failure is their own doing, that they simply lack the talent and drive to succeed

精英们的傲慢令人难堪。没有人喜欢被人瞧不起，优绩至上的信念却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这类箴言是双刃剑，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人心，另一方面却令人反感。优绩至上的观念祝贺成功者，却诋毁失败者，即使在失败者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对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摆脱一种令人沮丧的想法：他们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他们纯粹是无能或没有努力追求成功

精英们对自己的偏见并不感到尴尬。他们可能会谴责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对自己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消极态度却毫无歉意。

我们该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桑德尔建议重新思考公民生活中的三个方面：大学的角色、工作的尊严及成功的意义。

当最富有的10%的人与其他人的差距越拉越大时，进入名牌大学的利益就增加了。

优绩至上主义中成王败寇的观念其实是去除了上帝的天命论，至少在这种思想中，上帝并不会干预人类事务。成功者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但这份成功是他们才能的体现。这种思维方式提高了经济竞争的道德风险，它将成功者神圣化，同时也丑化了失败者。

在李尔斯看来，美国大众文化就是一场机运道德观与自为道德观的不平等对抗，后者显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机运道德观明白人生有许多面向超越人的理解与掌控，才德不一定能带来相应的报偿。这样的道德观为神秘、悲剧和谦逊留下了空间。人的努力加上天命应许，给了才德至上论一飞冲天的燃料。它扬弃机运道德观，主张世俗成就和道德正当性互为表里。“一个文化愈不坚持人有责任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愈可能更加宽容、人后和体恤”；愈清楚察觉命运与机遇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