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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则，是共产党人对革命忠诚的一种表现”，[插图]在阶级斗争面前，没有就事论事的余地。一则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在多数人看来，“党的团结”高于一切，是非曲直反而成了第二位的东西。

1976年清明节前后，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北京市民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限制人们悼念周恩来的愤怒，其背后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参加抗议的主力大多是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1967年2月，几位副总理和元帅“大闹怀仁堂”，即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因为被“打倒一切”的做法所激怒。

1951年底、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无疑是影响新民主主义存废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运动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了两个认识：一是加深了对共产党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一是强化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负面印象。

毛泽东的观点在全会公报中做了理论概括，后来被称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政治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从国际反修到国内四清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文化大革命。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层隐约形成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更加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主张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一种思路把发展置于平等目标之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刘少奇代表了第种思路，毛泽东代表了第二种思路。然而，这并不是始终一贯的状况，历史上并没有一条“刘少奇的路线”。每当毛泽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的错误，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文革”之初，巴黎公社原则被广为宣传，这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人们对用巴黎公社原则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憧憬，狂热追求乌托邦理想，要紧跟毛主席“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甚至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也以此来说服自己。“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竞争，不是正统与异端的竞争，而是争夺正统的竞争，是证明谁是真正的左派、谁最革命的竞争。人们都从毛泽东语录中寻求思想资源，都以对

毛泽东的悖论是，一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一方面不能容忍它不可避免的代价。他把官僚特权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毛泽东的解决之道不是体制改革，而是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整风，办法是发动群众整干部。用不断“翻烧饼”的办法，防止官僚化和利益集团板结化，不能说没有震慑之效，却以巨大社会创痛为代价。

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刘少奇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毛泽东更重视阶级力量的消长和对资产阶级的控制。

萧冬连先生是党史国史界的名家学者，著作甚丰，最近又完成了这部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