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则，是共产党人对革命忠诚的一种表现”，[插图]在阶级斗争面前，没有就事论事的余地。一则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在多数人看来，“党的团结”高于一切，是非曲直反而成了第二位的东西。

扩大企业自主权近期必定影响财政收入，增加财政压力。因此，从一开始，财政部就与国家经委发生了分歧。扩权建议是李先念提出的，财政部不能不同意。但财政部确有困难，实在舍不得放。

1976年清明节前后，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北京市民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限制人们悼念周恩来的愤怒，其背后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参加抗议的主力大多是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核心是价格改革，基本思路是“先调后放”，把生产资料价格一次性调到合理水平，生产企业由于涨价增加的利润国家通过税收把它收上来；使用企业由于涨价增加的支出，国家通过财政补贴返还给它，通过这种办法把价格体系理顺，让计划价与市场价靠拢，然后放开，实行市场价格。

布鲁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以划分为集权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分权模式三种不同模式的理论，给听讲者留下深刻印象。

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是农村改革引出的最积极的成果。乡镇企业原叫社队企业，作为农村早期分工的产物，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城乡分割、限制农民进城的一种补偿。

1967年2月，几位副总理和元帅“大闹怀仁堂”，即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因为被“打倒一切”的做法所激怒。

1951年底、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无疑是影响新民主主义存废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运动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了两个认识：一是加深了对共产党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一是强化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负面印象。

毛泽东的观点在全会公报中做了理论概括，后来被称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政治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从国际反修到国内四清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文化大革命。

生产资料两种价格，问题太大了。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层隐约形成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更加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主张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一种思路把发展置于平等目标之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刘少奇代表了第种思路，毛泽东代表了第二种思路。然而，这并不是始终一贯的状况，历史上并没有一条“刘少奇的路线”。每当毛泽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的错误，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中共十四大全面接受邓小平的新战略，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中国改革终于越过市场化改革的临界点，由此引导出90年代以后产权改革和融入全球化两大趋势。

政府发觉，企业有了自己的独立利益后，总是倾向于企业自身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对国家的责任。

“文革”之初，巴黎公社原则被广为宣传，这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人们对用巴黎公社原则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憧憬，狂热追求乌托邦理想，要紧跟毛主席“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甚至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也以此来说服自己。“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竞争，不是正统与异端的竞争，而是争夺正统的竞争，是证明谁是真正的左派、谁最革命的竞争。人们都从毛泽东语录中寻求思想资源，都以对

开始考虑的改革有两个方面：一是工业管理上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建立各种企业性的公司和联合公司；一是给企业放权让利。

价格双轨制是在放权让利式改革中逐步形成的

薛暮桥指出，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理顺经济关系的“根本关键”。他说：“如果总需求控制得住，采取大步方案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如果控制不住，就是采取小步方案，也是风险很大，难以取得胜利的。

反对者的理由有两类：一类来自意识形态，指摘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或担心它会冲毁集体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另一类基于现实的考虑，担心单家独户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实现规模经营，将阻碍农业现代化。

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窍门”有三条：一是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二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三是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转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