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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不仅是"王霸道杂之"，而且是"阴阳官杂之"。所以，在一般的观念世界中，地方官和城隍神就分别成为阳间和阴间的管理者，表现在方志图经上，就是城隍庙和阳间的官衙门一样，分庭抗礼各自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古今绘画的方法，一般都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

事实上，一种思想，一个观念，真正地经由普及而成了“常识”，常识在生活中成为“习俗”，又经过官方规定而成为“制度”，我们说，这才算思想真的进入了实际生活。大家要注意我这里讲的“常识”“习俗”和“制度”这三个词，这就是我们现在特别要注意的东西，它和新思想的出现，一定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研究思想史的人要特别注意，从新思想到成为常识，成为习惯，成为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新思想会发生一些妥协性的变化。为什么呢

以我个人的看法，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上说，“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

其次，后人编的历史书，你更不要轻易地完全地相信，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呢：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精英意识”，三是“道德伦理”，四是“历史编纂原则”。意识形态决定全部的价值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精英意识决定历史焦点所在，一定是上层精英的活动，这里背后有一个决定论的支配，就是历史变迁是由这些少量精英决定的道德伦理规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可以进入历史著作，这样就等于遮蔽了一

就可以知道当时中国思想世界，对“忠”“孝”的怀疑，并不像通常思想史著作所写得那么单一，其实私底下表示不相信的人很多。如果我们看一看公私档案中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世界与经典精英世界的差异，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精英在文字世界中表达的原则，实际上必须与社会生活相妥协，否则只是空头大道理；如果我们看看大众流行情歌、看清代以来流行的俗文学，也可以看到在官员的公开政治世界、士人的学术考据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繁复多端的情

清华校园中心的石制日晷最丢人，居然是朝北放，显然放反了，一个以理工著称的大学竟然将日晷放反。更丢人的是中华世纪坛，那指针居然在边上，还说是仿照古代的日晷。

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把我们过去认为的天经地义的知识基础给揭开了、掀翻了，指出它们只不过是由权力建构的“话语”，而“话语”建构了一个知识的“秩序”。我们习惯于在这个秩序中思考问题……就形成了一整套我们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可是，福柯的目的就是要指出……这些常识未必就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在《知识的考掘》里，福柯认为，做思想史研究，应当做的就是把一些原来的观念基础，从不言自明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将它上面建立的问题“解放”。

他把过去历史及人物、事件、思想的分析，转化为对权力和知识关系的分析，这使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出现了另一种思路。

目前我们看到的，古代中国惟一不以中国为天下正中的地图，就是《佛祖统记》中的三幅图。在宋代以前，这是极罕见的多元世界观，它的《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就构造了三个中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