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长夫曾经归纳道，现代国家作为国民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区别有五个方面，一是有明确的国境存在（国民国家以国境线划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空间，而古代或中世国家虽然也存在中心性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机构，但是没有明确的划定国家主权的国境），二是国家主权意识（国民国家的政治空间原则上就是国家主权的范围，拥有国家自主权不容他国干涉的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理念，三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不

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些拥有过去的文化经验，熟悉过去的文化规范，并一直享受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优越感的文化人常常会感到一种惶恐不安。

一个动荡的时代，常常使人们对既定的价值发生疑惑。

时间把许多人们不愿意回忆的东西过滤出去，留下来的总是想象中值得留恋的事情。

这一转变相当重要，这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在观念史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世纪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实际策略，与对于世界秩序的传统想象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古代中国不仅是"王霸道杂之"，而且是"阴阳官杂之"。所以，在一般的观念世界中，地方官和城隍神就分别成为阳间和阴间的管理者，表现在方志图经上，就是城隍庙和阳间的官衙门一样，分庭抗礼各自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古代中国人的＂中国＂常常是一个关于文明的观念，而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观念

传统文史研究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觉得，除了给人以知识的乡食宴，训练人们的智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建立对国族（是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府）的认知，过去的传统在一个需要建立历史和形塑现在的国度，它提供记忆、凝聚共识、确立认同。

但是，神会一系比起北宗来，他的“空”更多一些自然适意色彩，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虽然北宗禅与南宗禅都讲“空”，而且都偏向于心灵的纯明澄澈，但北宗之心空，多偏于“空静”，是追求一种心灵里无思无虑的安静状态，这种“空”是与“有”相对而存在的，这个“空”、“有”换个说法，就是“净”与“染”，为了离“有”寻“空”，为了背“染”觅“净”，难保不落入一个“执”字之中。在实际修行里也难保不落入一个“渐”字之中。但是，神会之心空多

古代中国遗留的历史记忆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它使得清帝国在未战败时对日本充满了毫无理由的自负和骄傲，在已战败后对日本又充满了相当深刻的忌惮和艳羡。不过，这种记忆是历史的存在，它使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压力时，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它在价值和文化上的认同空间是“中”或者“西”，并不很会考虑建构一个相对于西方的“亚洲”，或者建构一个可以互相认同的“同文同种”。

古今绘画的方法，一般都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

事实上，一种思想，一个观念，真正地经由普及而成了“常识”，常识在生活中成为“习俗”，又经过官方规定而成为“制度”，我们说，这才算思想真的进入了实际生活。大家要注意我这里讲的“常识”“习俗”和“制度”这三个词，这就是我们现在特别要注意的东西，它和新思想的出现，一定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研究思想史的人要特别注意，从新思想到成为常识，成为习惯，成为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新思想会发生一些妥协性的变化。为什么呢

以我个人的看法，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上说，“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

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其次，后人编的历史书，你更不要轻易地完全地相信，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呢：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精英意识”，三是“道德伦理”，四是“历史编纂原则”。意识形态决定全部的价值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精英意识决定历史焦点所在，一定是上层精英的活动，这里背后有一个决定论的支配，就是历史变迁是由这些少量精英决定的道德伦理规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可以进入历史著作，这样就等于遮蔽了一

就可以知道当时中国思想世界，对“忠”“孝”的怀疑，并不像通常思想史著作所写得那么单一，其实私底下表示不相信的人很多。如果我们看一看公私档案中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世界与经典精英世界的差异，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精英在文字世界中表达的原则，实际上必须与社会生活相妥协，否则只是空头大道理；如果我们看看大众流行情歌、看清代以来流行的俗文学，也可以看到在官员的公开政治世界、士人的学术考据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繁复多端的情

清华校园中心的石制日晷最丢人，居然是朝北放，显然放反了，一个以理工著称的大学竟然将日晷放反。更丢人的是中华世纪坛，那指针居然在边上，还说是仿照古代的日晷。

除了佛教以外，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挑战，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不遵循汉族伦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们隔离开来，中国人不大用战争方式来一统天下，也不觉得需要有清楚的边界，常常觉得文化上可以＂威服异邦＂，而此邦与异邦的地理界限也会随着文明的远播和退守在不断变动。

我不知道思想史对知识的无端骄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思想史把自己的视野与各种知识史剥离开来的习惯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人会对一些似乎超越的抽象的哲理或思想十分迷恋甚至迷信，＂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这样的想法，其实常常被人不自觉地当作真理，觉得思想史只有说到这分田地才算纲举目张、一针见血，有时候人会对那些具体的经验知识嗤之以鼻，觉得这些形而下的东西对于思想史都是隔靴搔痒，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这种傲慢与偏见成了

从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深感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在东亚的渗透，产生了“过剩”的警戒之心，而中日战争日方的胜利，则强化了亚洲盟主的观念。当然可以补充的是，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这种盟主的意识就膨胀成了霸主的野心。因此，这种观念蕴涵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却又以对抗西洋的侵略为旗帜，以所谓追求普遍的亚洲文明为口号。当然，在这样的人中间，除了像福泽渝吉这样以西洋文明为亚洲共同追求，以近代性观念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