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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回应是：我有一套语言，你学会这套语言，你就明白了。核物理学家可以这么回应。艾耶尔大概认为哲学家也可以这么回应。瓦诺克则倾向于认为：我们最终要找到一种办法能用你懂得的语言把这个道理说明白。

“道无形，因术以济人”。一味上行，以理证理，这样盘道，难免盘空

至于“道理”这个双音节词展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我听来，就像钱穆所谓道与理贯通融会一样，说得轻易了，仿佛道当真成了普遍性的代词，理即是特殊性的代词，仿佛把两个字合成一个词，就形成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概念，仿佛“道理”在更高的层面上结合了道和理。道、理、道理，是几个意思接近的、意思互相联系的平行的词儿，谁也不是谁的上阶统一体。“分分合合”像分和合一样，各自有它们合适的语境，汉语里有“分分合合”这个词，并不标明

总的来说，“哲学问题即是语言问题”这个提法是高度误导的。我认为，最好首先从道理和说理来界定哲学，而语言则由于道理之道和道说之道的内在联系被牵引进哲学的核心。

大多数行为不仅要达到效果，而且也要求理解，更确切说，大多数行为只有在相互理解中才能展开，才能取得效果。手淫不要人懂，做爱则是在不断的互相理解中进展。行为若要让人懂，就必需合乎道理。这时，行为同时是一种语言。……

艾耶尔在讨论感知的时候，采用了一系列古怪的说法，你明明光天化日之下看见一头猪，他却说：你没有直接看见猪，猪不在你的视野里，你看见的只是猪的符号、象征，你没有看到实在的猪，你永远不可能直接看到实实在在的猪，你看见的那是一头猪的证据，你推论那是一头猪。

除了少数的纯粹约定需要死记硬背以外，我们还需要培养语感。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语感理解为明白在何种配合中应该依何种道理。总括而言，普通语词虽包含道理，但它不是为了包含道理存在的。就像生活如此这般，包含着许多道理，然而，在一个基本意义上，我们不是为了合理而生活，我们倒是为了生活而合理。

有时候，我们抱怨日常叙事不够客观，有时候，我们反过来抱怨事实话语太客观了，干巴巴冷冰冰的。的确，事实话语是干巴巴冷冰冰的。我们从一种植物中提炼出某种药剂，那种植物原是有滋有味的，这种药却什么好滋味都没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苦味。我们本来生活在一个意义和价值的世界里面，但我们就像有时需要药物一样需要干巴巴的事实——不仅科学和法庭需要事实，生活本身需要硬梆梆的东西。

我们干吗不直接跟着感觉走？我们无法只跟着感觉走。有时，你没什么感觉；或者，你有太多的感觉，这些感觉又随时随地变化，感觉纷纷杂杂，甚至互相矛盾，你一时感觉他带有敌意，下一分钟又觉得他很友好。说话不能总前言不搭后语，做事不能总颠三倒四，说话做事，多多少少得有点儿统一性。观念本来是感觉的组织，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统一性。人本是有观念的生物。观念不是处在生活之外那样来影响生活，仿佛我们能够脱离观念生活似的。我们的“具体生

说理的人，在一个意义上必定已经默会地知道了这个道理，但仍要付出说出的努力。我们会说汉语，在这个意义上懂得汉语语法，但让我们把汉语语法讲得明明白白，并不容易。说出道理多多少少也是“发明道理”。这倒正是“发明”这个词的原意：发而使之明显，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