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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持续不断的师生矛盾中维持权威。老师、学校管理层和学生都十分重视运动和课外活动，通过它们的仪式功能也能维持学校秩序。仔细研究大学和中学中究竟在发生什么之后，我们发现学生沉迷于通过最少的努力来获取高分的策略。

一个平等的大众社会的个人主义是与国家的绝对权力并行的。在商业及其他纯个人事务性的领域，私人化的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利益，而政治方面的关注则降低为只竭望稳定一一个能维持秩序的政府，以使每个人能安心筹划他们各自的事务。大众社会中的个人愿意给予集权化的国家以巨大的权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丧失了抵制它的自由。

在学校系统中，成绩以及获得好成绩的能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控制形式在起作用，它们反映了老师对学生是否服从教育的判断。学生完成的作业数量似乎最能用来预测高分，获得最高分的学生通常都会完成超出老师要求的作业。

生产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料加以移动和组装的过程，而是包括了控制、协调和激发个体工人积极性的过程。

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表述本身就存在个困境：如果观念是物质利益的反映，那么底层阶级是如何接受了并不反映他们自身利益的观念的呢？这就需要马克斯・韦伯和爱弥尔・涂尔干来提供解决这个困境的钥匙：前者分析了观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后者则认识到了仪式所导致的团结效应。尽管直存在着我们的观念会被模塑为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统保持致的危险，但由马克思所开启的这个初始问题从来没有退场过。

弗洛伊德揭示出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其中被文明化的意识和生物性的身体支配并折磨着每一个人。米德则向我们展示。

教育系统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像其他组织一样努力扩张自己的规模、资源和影响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育工作者成功地让一个接一个的州通过了法律，不仅仅建立起了公立中学，还开始强制特定年龄阶段的孩童入学。

我们能回答什么问販取决于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但是，问题的形式并不是答案的唯决定因素，否则我们的知识将永远不可能超越特定提问者的ま观观点。任何完全主观的观点都会从根本上损害其自身的有效性，因为其他任何人没有理由去接受它。

社会需要职业教育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修辞，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不满，因为当时任何教育形式与职业的相关性都令人怀疑。

理性化一步步坚定地把不确定的、神格的和诗意的东西击退。人们曾一度透过面纱一一仪式和典礼、女神和吐火龙、日常生活中无数可怕的意外来理解世界；甚至敬畏上帝的新教徒企业家也过时了，取而代本的是被雇用的官僚。现代体制一且建立，它就开始接照自身的率辑运行了。但新教伦理并没有消，它只是被世俗化了。其精神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每一种体制中，存在于被严格控制的人们的人格中，他们在一个充满规则、成绩考核和政府安全的世界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