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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结束，这甚至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开始的结束。

皇帝好大喜功，宰相逢君之恶，边将建功心切，诗人歌颂军功，在彼时的大唐边疆，皇帝、宰相、边将和诗人组成了一个自驱动的盛世军功名利链，日夜旋转，将开边大业次第推向国力极限，直至反噬盛世。

李隆基或许也想效法曾祖李世民，成为凌驾四夷君长之上的“天可汗”或是内亚之主，但他的野心受制于“帝国过度扩张”的魔咒。这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的观点，对外过度打张所耗费的资源超过了因此产生的潜在收益。所谓帝国的荣耀，不过是欲望的囚徒。

长安是盛世怒放之都，是乱世离散之城，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猝不及防。长安是念念不忘，是求之不得，是心底最深处的炽烈欲望，杜甫、李白、王维，至死也没有抵达他们梦想中的长安。

唐代帝王们有意无意地主动破坏着稳定的有预期的储君继承制度，深感地位遭到威胁的历代太子们又岂能坐以待毙？而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帝王的危机感，大唐宫廷政治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

颜杲卿起事后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控制着山西通往河北要冲的土门关。土门关可以看作井陉关的主体部分，夺取这里可以打通平原郡和朔方军的联系。

李隆基曾承诺过，光复长安之时，即是他彻底放权之日。从本质上，李隆基此次回长安是想将兑现放权承诺，以及协助李亨证明称帝合法性，以此两大筹码，来换取太上皇生活的岁月静好。

杜甫死后，文学史意义上的盛唐也就此完结了。诗人、盛唐与长安，一起调零，失落在唐诗与历史记忆之中。在大时代的丕变中，帝王、宠妃、储君、宰相、边将、诗人、宦官、枭雄、叛将、贰臣…每个人都深陷于走不出的盛世困境，每个人都在寻路突围，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每个人都回不到长安。

作为李隆基之婿和前宰相张说之子，张垍的中伤可能是李白败走长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次，杨国忠的暗箭将张垍逐出长安，也算是天道循环。从这一刻起，怨恨的种子已在张垍心中植下，只待安史之乱时破土而出。

因此，作为天宝后期李隆基的两大宠臣，杨国忠和安禄山的激烈政治斗争固然是争权夺利之举，但背后也贯彻了李隆基互相制衡的政治意志。当然，就像当年李林甫对太子李亨的打压一样，李隆基希望杨国忠和安禄山的政治竞争也是有限度的，毕竟你死我活本身也破坏了制衡，但这两人后期斗争之激烈的确脱离了李隆基的掌控，甚至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触因之一。

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性：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