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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金本位以降，多数货币呈两极化的命运：或被劣币化趋势所席卷，连同其显赫一时的发行者一起被请出历史舞台；或成为对抗劣币化地赢家，在熙熙攘攘的市场流通之中历久弥新。这样看，选锚的高下决定货币的命运。弗老对美国货币史下了过人的功夫，所以其建议有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他最主要的发现是，在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指数之间存在着可靠的因果关系。由此，为争取物价的稳定，非把货币置于非人格化准则之下不可。

方便也有代价。这里的一个教训是，看似无成本或低成本的工具，用到最后才发现奇贵无比！经济学道理很简单，代价低的需求量必定大。譬如很多经济学家喜欢说温和的通胀税无伤大雅，听起来似无大错。可是以通胀税来充当实现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便宜的“债务举过了头，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累计的通胀压力就大了。

经济总是联成一体的，任何一种商品服务的价格的变动，都会带出诸如此类连锁性的变化。回头看，弗里德曼的最重要贡献，是在政府掌控货币发行权的时代，不断根据经验提请人们警惕此种大权被滥用的危险。......货币主义坚持，零通货膨胀才是长期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础。那么，货币框架的最后出路究竟何在？哈耶克的结论是，“只能通过货币政策的目标而非它的具体做法来限制货币政策。”

后来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把两元分析扩充为三元悖论，即所谓“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流动与浮动汇率”三者不可能同时达成。此论一出，蒙氏名满天下。以至于后来言必称蒙代尔三角蔚然成风。可惜晚生生性愚钝，怎么也体会不到三元分析的重要。由于贸易品里多少都含着资本、土地和劳力，所以除非完全禁绝贸易，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完全不流动”。这是说，多多少少的资本流动是“国际经济”的给定现实，所以三元架构似乎多此一举。

我最不明白的地方，是人们真的找不到更合乎经济逻辑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总比别人更热爱中国的伟大情怀吗？

我的看法，从1997念开始的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与其说是依据了哪派的理论而设计出来的产物，不如说是一连串事件合成的结果。具体看，主要是三大事件：1993念又一波高通胀和随之而来的通胀治理，1994年中国第一波汇改，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我的看法，中国特别的地方不是政府拥有资产，甚至也不是政府拥有的资产比较多，而是在历史形成、尚未改革的现存法律框架里，政府可以在公益用途之外的广阔领域，动用征地权把农民集体的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再在已经相当发达的国有土地市场上，实现这部分土地资产的收益套现。

一个角度看，政府增加供地就是把原本不在市场里的资源投放进市场，从而增加对货币的需求，可以收到平衡商品货币、抑制通胀之效。

过量货币流入经济时有粘性，可能一时集中于某个商品或者某个市场。如果那样的话，某商品的价格上涨就可能远超过9%。

汇率者，不同货币之间的市场价也。譬如近来又吵得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无非就是多少人民币换一美元的市价问题。从变化的趋势来看，用比今日之汇价更少一点的人民币就可换得一美元，人民币就是升值了。反过来，要用更多的人民币才换得同样的一美元，人民币汇率则是贬了。

这个地球上有一个父母或教师能做到永远不“失控”，不在生气时做出反应，而始终以有利于长期结果的方式采取行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