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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面子是人格的外在标志，而不是戈夫曼所谓的“神圣自我”的像，其区别很细微，但还是根本的。“神圣自我”把“自我”理解为一个静态的神圣存在；但中国文化中的“人格”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权力游戏中，通过“做人”或“为人”的过程形成和维持的。面子之为外在标志，并不是说，它是“人格”的摹本，与人格有一个对应关系，而是说，人们就要在维护、获得、给予面子的过程中，来形成人格，即“以面成人”。

要求被当正常人看待，是一个最基本的心理要求；不被当正常人看待，当然会让人感到委屈；但是从当地社会的角度来看，人格却是有条件的，只有结了婚，有正常家庭，过正常日子的人，才算得上完整意义的人。

真正想得开的人，并不是麻木地放弃了人格价值的人，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地逃开了一切责任的人，而是能深刻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和乐地与全家人一起过日子，按照礼义做事，理性地控制情绪，追求幸福，力求完美而积极地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责任的人。

人们之所以把这些矛盾说成小事，就在于，家庭本来是以亲密关系为基本特征的，即使旷日持久的冲突，也往往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与诉求纠缠在一起。而自杀者往往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希望，反而是更加看重自己的尊严的人。自杀，就是通过不恰当的暴力方式，寻求亲密关系和别人的尊重导致的。这种为了追求更大的福分导致的灾祸，是自杀反映的一对基本悖谬。

委屈就是家庭政治中的不公和挫败，同时也往往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和人格的失败。从这个角度讲，家庭中的不公和挫败是至关重要的。

家庭正义中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家庭虽然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和目的，但情感不能取代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道德资本，因此家庭中一定存在“正义”问题；第二，这种权力关系不能化约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根本原则是全家过日子；第三，处理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通过冷冰冰的法律，必须通过礼，因为其根本目的不是惩恶扬善，而是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

因丢人而自杀并不是丢人导致的一个消极后果，而更是对人格的积极维护最后的自杀和以前的开大额发票、修桥补路、资助小学等的意义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成就他的人格价值，只是因为这时已经太丢人了，整个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绝望的程度，他已经不可能积极地成就人格，而只能消极地完善人格，即：消极地否定已经一塌糊涂的人格状况，使自己不至于过于丢人。

素荣之所以不愿意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告诉自己的父亲，是因为害怕老人家担心。虽然家中的种种不幸说起来也没有什么荣耀的，但她毕竟还是常常和村里人抱怨，也愿意向我倾诉，因为她自己没有理亏的地方，她的委屈都不能由她自己负责。她深知，我们都会比较同情她。在家里的那些斗争中，她随时可以反抗，从来都不仅仅是个被动的受害者。

也许坠露的爷爷自己很清，坠露被谋杀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他，就是要使他受到惩罚。我发现，他用来证明坠露是谋杀的理由都不能成为法律的证据，而是对坠露丈夫的道德控诉。

现代家庭已经没有了这种严格的登记秩序，却不可能取消这些亲密关系。而且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必然差异，这些亲密关系仍然需要政治过程来维护。这样的政治过程，不再是森严的等级秩序下强制性的礼教，而成了人际关系中微妙的权力游戏；亲密关系不仅是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成为权力游戏中的道德资本。

家庭政治是亲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怨；但公共政治是陌生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恨。正是因为两种政治之间的逻辑不同，所以，家庭中的礼义与家庭之外的法义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在公共领域，惩罚与刑杀永远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使善良的人们共同过上好日子。

有谁的世界如我一般，不是在一段一段告别，就是在看一段一段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