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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披着深刻的人类情感伪装的黑话泛滥之时，黑话就像它正式否定的那个世界一样平庸。其部分原因在于黑话的风靡一时，部分原因在于它单单凭借其性质便自动设置了讯息，而这样一来，黑话恰恰阻碍了它想要唤起的经验所传达的信息。黑话支配了为数不多的若干词语，使其成为能够像信号一般快速接收的词。

一旦获得了对存在的信仰，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获得“与世界和生活的肯定关系”和“克服存在主义的建设性工作”了。清除了生存论的自吹自擂，就只剩下若干没有宗教内容的宗教习俗；不仅没有认识到，崇拜的形式，作为民俗的对象，就像空壳那样比它们的神秘内核活得更久，反而借助黑话之力，为这一事态辩解。

回荡在黑话中的命令，亦即“思想不应太费力”（因为否则就要冒犯共同体）这一指令，也成为这些人高人一等的证明。这就压制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语言本身已经否定了整体的人，否定了正在讲话的单个主体。语言的第一个代价正是个人的特殊存在。然而，通过整体的人在讲话而不是思想在讲话的表象，黑话这种“现成在手”的传播方式就假装出一副免遭残暴的大众传播之伤害的模样；恰恰是这一点才使它得到了人们的热情迎接。

语言的第一个代价正是个人的特殊存在。然而，通过整体的人在讲话而不是思想在讲话的表象，黑话这种“现成在手”的传播方式就假装出一副免遭残暴的大众传播之伤害的模样；恰恰是这一点才使它得到了人们的热情迎接。

人们可以信赖任何操持黑话的人；人们把黑话穿在纽扣眼儿里，代替了现在十分可疑的党徽。

黑话里一定写着类似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布道词，并将它灌制为唱片，一旦有需要就可以播放：假如具有高度的社会心理学可能性的“反叛的大众”想要再聚众闹事的话，就得通过一种按部就班的激情，让他们回归理性。

人只需成为信徒，而不管他信仰什么。这种非理性所起的作用是和泥灰一样的。本真性的黑话用一种拉丁文课本的幼稚方式继承了这种非理性：那课本歌颂“爱祖国”本身，歌颂“我们爱祖国”（ vin patriae amantes），哪怕祖国已经充满了最残酷的暴行。松内曼把这一现象描述为“无法去掉那种友善态度：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秩序'，哪怕秩序中的一切事物已经混乱失序。

现实生活中有无数人在讲黑话，从考试中继续论述“本真的照面”的学生，到问出“你相信上帝向我们说的仅仅是理性吗？”的主教发言人。这些直接的语言是他们从一位发布者那里接收来的。

重要的事情不是制定一份流行的高贵名词的黑名单，而是审查它们在黑话中的语言功能。这些词并不都是高贵名词。黑话有时甚至捡起一些烂大街的词语，并用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将它们奉为座上宾，加官晋爵：法西斯主义狡猾地把平民性和精英主义混合在一起。

想象了狗的人，性格一般有“狗”性，正直、负责、重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