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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被废止的是权力本身，这一点不仅应当表现为拒绝受他人统治——这是所有传统斗争的核心所在——还要在与之相同的程度上，经由同样激烈的方式，表现为拒绝统治他人。因为统治行为涉及两方面，若是对统治他人行为的拒绝与对受他人统治的拒绝在激烈程度和抗争力度上相同，那么人们从很早开始就不会再向往革命。我们由此而理解了智力现在不能、以后也永远不能掌权的原因：智力正是由这种双重拒绝所构成。

统治却还是有其战略的，那就是在冲突的过程中，根据对手自己打开的辩证性角将否定因素纳入自身。霸权形式则认为其对手不值一提，是远离中心的残余力量，因此只是一味倾向于消灭他们。不再是采取压迫或异化的方式，而是将一切不愿融入这一交流和全面效范围的对象全部清除出去的方式。一种将少数违背律令之人驱出去的方式——一如声称恶不存在的神学主张那样。

人类或许是唯一创造了与自然法则无关的独特消失方式甚或消失艺术的物种。但是说到底我们或许也曾对这种不负责任、这种对于自由和意志的全盘舍弃有过渴望———“我们曾经有梦，IBM让我们梦想成真！”在探索奴役状态最细微的差异方面，没有什么物种比人更狡猾和更具创造性。整个电子的、控制论的革命或许只是人类为了逃避自身，同时逃避其自此在世界化背景中时时刻刻要面对的巨大责任，而找寻到的一种动物性伎俩。

我们每个人今天都不得不挽救所剩无几的特殊性、领土和象征空间，以此来反对要求我们牺牲一切意志和智力（依然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①所建议的那种约定：安逸与接受奴役）的全球谋划和全球性善举。这种“越位”（hors-jeu）的能量从何而来呢？它来自每个人内心的这一盲区，来自对所有机制发出的指令予以反抗的“心”，来自所有的合理化建制（appareilsderationalisation）。

唤醒处于力量中心的死亡（如同沃霍尔①试图找出位于图像中心的虚无），这便是新对抗的形象。要做到这点，只有通过比正面反抗或者捍卫人权更加微小的事件通过荒唐可笑的事件、通过威慑的所有象征性形式，亦即通过恐怖的各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齐达内的举动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

我们不会像谈论“统治者”和“统治对象”那样去谈论“霸权者”或“霸权对象”。霸权的威力正基于此。而且，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可以在霸权中看到权力的至高阶段——但是，这不再完全是一种政治权力，而是种摆脱了任何合法性和代表性，甚至于摆脱了统治和权力本身的超级力——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些反抗者，这些示威者，他们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他们是利伯维尔场本身。这些人是市场创造出来的幻象。他们不存在于市场之外。无论去任何地方，他们都无法置身市场之外一一没有市场之外可言。 市场文化是全面而彻底的，它制造了这些男男女女。这些人为他们所鄙视的体制所不可或缺。他们为其带来能量和定义。他们在世界市场上成为交易的商品。这就是他们存在的目的一一为了令这种体制充满活力和永久延续。

那我们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放手让孩子学习独立？而孩子们又该如何去理解独立的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