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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对革命与帝国话语有利，如果被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上态度软弱，那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为了贏得党政精英的支持，领导集体的成员竞相提出种种战略，加强和扩大苏联的力量与国际影响。

战争的体验对于塑造苏联人国家认同的影响，超过了自俄国革命以来的任何事件，而这对于俄罗斯族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意识相对于苏联的其他族群而言，一向相当淡漠。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人成了党政官僚系统中新成员的主体，俄罗斯的历史也成了官方新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柱。

在他們眼裡，最大的障礙來自僵化的官僚機器，他用鋼鐵鎖鍊綑住了這個國家並堵塞了革新與變化之路。.....在這個時代的一些受過教育的愛國家庭中，非官方的座右銘是：加入黨組織並從內部史之“純淨化”。

战后的苏联人民渴望和平与稳定。在苏联的城市和校村，人们普遍厌倦战争和军人的价值观。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激励过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那种沙文主义和浪漫的爱国主义不见了。与此同时，患有恐外症的文化与有关受到敌对势力包围的斯大林主义神话，在群众中依然根深蒂固。普通公民往往会相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当前的生活之所以没有得到改善，战争的结果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在于西方盟国。

在斯大林之后的十年期间迅速普及的高中教育，并没有自动产生自由的价值观；它一度充当的是要把人们变得规规矩矩的教化的工具。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科书尽管去掉了有关斯大林的图片和颂词，但还在向年轻人的头脑灌输单一的和经过整合的有关苏联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叙事一一在一种经过审查的、严格的框架范围内重建的叙事。刚毕业的学生仍然相信他们生活在最好、最幸福、最强大的国家。

他在一次采访中还说：当发生某些有争议的事情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常常是拖拖拉拉。我的解释是，他想让别人来分析，什么对社会有影响，什么对社会来说是麻烦的。他希望有成熟的果子到他兜里，好让他捡起来就行了。但是，不随大流常常也是必要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领导人坚持站在少数派一边而结果证明是正确的。可惜，戈尔巴乔夫缺乏那种品质。

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终结了赫鲁晓夫的“新面貌”，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在苏联国内，公众对危机的反响很小。关于“美国军国主义”对加勒比自由之岛的“挑衅”的新闻，许多苏联公民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直到危机最紧张的阶段都过去了，他们也没有为此操过心。

關於赫魯雪夫指責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有句俏皮話是這樣說的：「是有迷信，但好歹還有個人格。」(意指赫魯雪夫沒有人格魅力)

他那份显著的自信与乐观。他受挫后的恢复能力非同一般。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养成了他健康的自尊心。不管怎么样，他对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都没动摇过

巨大的战斗损失和平民损失既是由于纳粹的入侵与暴行，也是由于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采取的总体战策略。苏联在进行这场战争时从头至尾都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惊人漠视。相形之下，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这两个战场上的总的人员损失也不超过29.3万人。

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的领导体制也有一点胜过美国的政府，那就是它相对来说不会受到“国内的阻挠”。也就是说，公众对核战争的恐惧可能会与美国政府的全球目标发生冲突。苏联的宣传机器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对哪怕一点点的反战迹象都要加以压制。它还利用雄厚的资源，防止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精神的退化。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