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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收入人群而言，工资收入的税率是35%，而资本所得的税率是15%。这也是巴菲特曾经说过他交税的税率还没有他的秘书的税率高的主要原因，因为巴菲特的主要收入是资本所得，而他的秘书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

房价关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这是一笔政治账，这里的稳定是政治上的稳定。中国借款人的低杠杆率和没有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把风险集中于一两个机构身上，使得房价的波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相对较小。如果一个人既认为有泡沫，可仍然决定买房，这两件事情是存在矛盾的。

任何政府的强制性措施，即便是出于好意，也要仔细斟酌。毕竟强制是一种限制自由选择的东西，好意不能被当做限制选择的理由。

如果中国能有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能够使得老百姓通过其他渠道投资的回报率达到5％甚至10％，那么中国房价上涨的压力恐怕要小很多。

一个基金，如果回报率比别人高，波动却比别人小，而且十几年如一日，也就是说不承担更多的风险却取得了更高的回报，在金融领域这基本上就属于“空手套白狼”。如果投资者愿意把自己的身家投入到这样一个几乎明白地告诉你“提供空手套白狼的投资机会”的基金而不存在任何怀疑，这恐怕摘不掉纵容的帽子吧？......任何拍着胸脯说稳赚不赔的，就像麦道夫这样，大概只能是骗子。

提议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政府手里其实什么也没有，政府必须首先从民间购买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重新分给民间。不管操作如何复杂，实质都是先取后予，把民间的财富收集起来再重新还给民间，老百姓的净财富不会因此而增加。如果政府可以通过不断地购买民间的财富使总财富增加，那么这个世界上就真的存在永动机了。只有当政府减少自身对整个经济的占有，把经济中更大的份额留给民间，民间断地财富和收入才会真正的增加。

中国是《一个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这是我看了北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后的感想。不难想象，如果真的这样跑马拉松，那运动员之间会拉得很远，我觉得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国的写照。人群的分化，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对国家前进的方向失去共识，思想上的混乱最后可能变成政治上的混乱。

水价的高低与有没有穷人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和水的多少有关系。让穷人喝得起水的最好方法不是从价格上入手，而是从收入上入手。（先高价后返还，少用者赚钱的方案好开拓思维阿）市场分配的结果也许是最有效的，但却未必是最有人情的。

如果政府真的想要还富于民，就需要把真正属于政府的钱拿出来分。什么钱是真正属于政府的钱？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政府愿意减少自己的收入，比如减税，才可能真正实现“还富于民”。至于以何种货币形式还富于民 ，人民币也好，美元也好，黄金也好，都不重要。关键在于“还富于民”必须是一个财政行为，而不是一个货币行为。

所有的政府开支最终都要靠税收来支付。不是向当前的纳税人收，就是通过赤字的方式向未来的纳税人收；不是通过直接的税来收，就是通过各种费来收；不是通过财政部来收，就是让中央银行通过制造通胀来收。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