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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勾画出压迫可能呈现的层压、折叠或相缠绕的状态，而不是将压迫描绘得无差异、清一色，于是压迫好像也不太沉重了。

阿兰·考尔班在讨论19世纪法国的情况时写道：“人们所写的、所议论的娼妓问题，实在是集体妄想的聚集点，是各式各样焦虑的汇合处。”新近的学术见解中第四个主题是竭力摆脱将妓女刻画为牺牲品的做法，力求寻找从事性行业的妇女在历史上所起的能动作用，无论这种作用多么有限。

我们对这一系列变化叙述得有条不紊，这似乎意味着变化的过程井然有序，可事实不然。将娼妓业描绘为欢场和危险地带的文字其实相互交错，同时存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对混乱和危险的关注增强了，对之加以管理节制的制度建立起来了，这些都对上海娼妓的日常生活、身份归属和她们的行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我已不再相信将别人的故事整理出条理是可行的、合乎道义的、明智的做法，我也怀疑，历史学者除了像唱双簧般老练地代替被压迫者发声外，究竟能否做更多的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历史被书写出来或干脆拒斥书写历史的世界。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在那些一边做着令历史沉默不语、对集体记忆加以重新整合的事情，一边又声称自己在为被压迫者说话的政权已成为过去之后，这种可能性尤其让人感到痛心。

娼门并无清晰可见、各有确定地界的等次之分。如有等级，不如说那是一系列作者共同的或交叉重叠的想象性描绘之产物，是男人（或以男人为主）的认识、回忆、分类、统计的结果。

富有成果的提法应该是承认有些话语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看到其意义。

历史记载中下属群体所占有的主体位置，并非只是作记载的上层人士指派给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下属群体本身进行干预才形成了这样的位置。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下属群体的成员——也可以说是任何人——有没有始终如一的、独立自主的主体性。我们要追溯的，是一种关系，我们确实希望能从这样一种关系中看到“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

指南作者在描述娼门等第时并不将这当作自己的创建，而认为那是娼妓本身所懂得并严格实行的一种制度。在许多以上海为背景并拥有本地读者群的娼妓小说中，作者们所表现的妓女都清醒地认识到门第等级的存在，无不处心积虑地想维持自己的地位。

对此可用“套中人”下属群体身份命名之，意思是说有些群体煞费苦心，既要替“下面的”人说话，又要表示出自己有别于“下面”，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上面的”人搞联合并面对后者说话。当然，“套中人”的说法也有问题，它唤起的形象过于呈序列状，而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场合中，从属地位的构成和消亡的方式则多有交叉、重叠和不稳定性，故“套中人”的比喻无法全部传达其中的复杂情形。但这样说至少可以不再将“下属群体”当作大一统的单范畴。

国民党政权及其20世纪的市政当局，既应合了传统的孔孟之道，又对欧美现代政权进行仿效，试图把自己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家庭。按照他们的观点一一体现于对人口买卖和娼妓业实行管制的观点，家庭中的女人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标识。拐卖人口和性服务造成的家庭关系网的分裂则预示了社会秩序方面很大的危机，作为解決这一危机的部分，就必须使女人重新被纳入到家庭之中。

把前妓女们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在意识形态上能够接受的家庭关系中，使她们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这样的一种关怀与20世纪初的希望之门所采取的政策相比，就不止是表面的相似了。但是这种介入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1949年以前的任何私营的救济组织。

父亲说，这是母亲从天使岛移民站释放后第一次照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