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声音提供了一套与社会性别密切相关的、关于（男性的）愉悦和（对男人的）危险的话语。

我已不再相信将别人的故事整理出条理是可行的、合乎道义的、明智的做法，我也怀疑，历史学者除了像唱双簧般老练地代替被压迫者发声外，究竟能否做更多的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历史被书写出来或干脆拒斥书写历史的世界。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在那些一边做着令历史沉默不语、对集体记忆加以重新整合的事情，一边又声称自己在为被压迫者说话的政权已成为过去之后，这种可能性尤其让人感到痛心。

富有成果的提法应该是承认有些话语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看到其意义。

对此可用“套中人”下属群体身份命名之，意思是说有些群体煞费苦心，既要替“下面的”人说话，又要表示出自己有别于“下面”，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上面的”人搞联合并面对后者说话。当然，“套中人”的说法也有问题，它唤起的形象过于呈序列状，而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场合中，从属地位的构成和消亡的方式则多有交叉、重叠和不稳定性，故“套中人”的比喻无法全部传达其中的复杂情形。但这样说至少可以不再将“下属群体”当作大一统的单范畴。

即使人们在别人的要求下去完成某一特定任务，但如果在如何完成这项任务上有一定发言权，和那些没有被别人当成独立个体对待的人们相比，前者也能够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活动中，也就是说，他们会更喜欢这项活动。

即使如此，资产阶级在其短短的一生中还为中国留下了一点积极的东西。他们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最初的改革和后来的革命有所依托。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多舛和孱弱，又使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嬗变常常走到了基础的前面，基础跟不上上层建筑。于是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

即使儒教是一种宗教的话，那它也是国家的宗教，而不是个人的信仰体系。它没有发展出专门化的角色或宗教组织，但是它贯透于国家组织之中，把中国变成了一种特殊类型教会国家。

即使上天降下惩罚——那也只降到我一个人身上好了，绯田想。布谷鸟的雏鸟是无罪的，我不会让这孩子遭受任何惩罚。如果惩罚来了，我会豁出生命。

即使如此，我也无所谓，只要是真正的黑夜就行。然而，你连那个都没有给我，你给予我的全是虚幻。

即使施行了报复，我对你们的憎恨也没有一点儿减少。纵然亲手拿刀把你们碎尸万段，恐怕也不会有不同的结果。我明白了，能够让一切仇恨都烟消云散的复仇是不存在的。

即使深夜里遐想联翩，节子也不会想到土屋会袭击自己、刺痛自己。她仅仅梦想着她那令人自豪的洁白细腻的肌肤，偎依在土屋那布满汗毛的结实的肌体旁边。这只不过是一种天真无邪的觉醒，是一种干爽的感觉，就像在寒冬的日子里用崭新的厚毛巾擦拭沾满盛夏汗水的肌肤那样的感觉。

即使是精神病患者，无论想法如何扭曲，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逻辑。

即使是故事中的坏蛋，也要把“幽默”的意味加进去，要坏得很“有趣”，坏得很“可爱”，尽量不要有可怕恐怖的感觉。但是又不能太甜，还要把“诡异”加料进去。像“巧克力”，苦中加甜，可以加牛奶，可以加坚果，可以加胡椒……不同的口味，有不同的深度。

即使实行严格的战时统治，液体燃料的储备也将在十个月内枯竭。“如果华盛顿谈判成功，那很好；如不成功，又要久等，情况就很不妙。面前有三种选择：立刻备战；继续谈判；坐以待毙。第三种选择是不可想象的。”

即使世上不存在什么永远，但只要这份幸福一直持续，直到两人相伴老去，直到最后某一方撒手先走，她也心满意足了。除此之外，不做任何奢望。

即使是共产主义革命，也不是单纯的农民运动，这已经成为客观的学者深思熟虑后的见解。一位当代学者指出：“所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学者看来都同意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由农民和工厂工人，而是由学生、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所组织和领导的。”[11]

即使是我们，如果人生道路走错一步，生活中出了某种问题，说不定都会成为独居老人而悄然逝去的。绝不是仅有某个特定群体的人才会孤独老死，他们也曾有过像样的一生，或许他们曾有过孩子，或许也曾把孩子培养成人，或许自己出生时也曾让爹妈喜出望外。他们都有各自走过的人生，怎能仅仅因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被孤立了，就让他们的下场如此不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