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监护人来说最为狡猾的手段，莫过于以孩子无法离开家为前提，来对孩子进行压迫。因为这就像是在宣示着两者之间的支配关系一样。

无论对于多么残忍的罪犯，审判毕竟是必要的吧。这绝不是从犯人的角度考虑。我认为，是为了阻止世人误会他人、行为失控，而需要审判。绝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着想要受到别人赞赏的诉求。

某个时期学业、运动或是艺术之类的才能会突飞猛进，这算是青春期的特征。只要去做就会有成果，有了自信就会更加努力。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的人也很多。但是就像有名的运动选手也有低潮期一样，才能发挥到一个地步一定会碰到瓶颈。

人脑虽然可以努力什么都试图记住，但写下来就可以安心忘记了。

唯一挚爱的人离我而去的那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发现连香波瓶都是空的。人生就是这样。我只好往香波瓶子里接了够洗一次的水，用力摇晃，于是半透明的瓶子里充满了泡沫。那时候我就想，这就是我。将空瓶中残存的幸福残骸稀释，使其被小泡沫充满。即使知道这是无数空洞构成的幻象，也比空无一物要好。

大部分人多少都希望受到别人的赞赏。但是做好事做大事太困难了。那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谴责做坏事的人就好了。话虽如此，率先纠举的人，站在纠举最前线的人还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我担任三年级的导师时，考试前常有家长会说：“这孩子只要努力就做得到。”但“这孩子”多半正是在这个关卡直线下降的人的典型。并非“只要努力就做得到”，而是“根本无法做到”。我每次看见都想其实不需要审判。

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古人就只能做古人的事，今人只能做今人的事。

历史是这个病态世界的万能处方。历史，时而是独眼司机，时而是只有三根手指的男人，时而是青龙街之狼。历史，是特别的鞍马天狗，是拥有十二面相的怪人，是脱离了书籍世界支持着我自身传说的护身符——是让我也能够从“创造天地”开始书写的自由。这才是“历史在个人中的作用”。

历史思想的工业化已进展到如此地步，它甚至能重新产生出对工业化精神的病态夸张。

历史学家……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其实这经常标志着文化进化的结束。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将佛教与西方的相遇形容为“21世纪最大的碰撞之一”。在这样的文化合流之中，佛教带来的是复杂的心理学、禅定技巧、深刻的形而上学以及受到广泛赞扬的伦理准则。西方带来的则是怀疑论的经验主义、实用的科学技术以及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崇尚。如果佛教向其他文化传播的历史有什么值得记取的教训，那就是，崭新而个性鲜明的佛教形式将在这次相遇中诞生。

历史文献中多处提到“景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的语句。这句话最早可以追溯到1146年,当时的南宋朝廷试图研究徽宗时期如何铸造出这些钟,于是有人引用了《乐记》中这句话。

历史学家的推理是通过与现在进行类比来进行的，他是把在大家日常社会经验中得到验证的解释模式转用于过去。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在大众中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阅读一本历史著作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才能。

历史学家不得不建立起这些小桥梁，但他（她）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是谁为了什么把它们放在那里，或者忽略每座桥梁都需要付出一些费用：沿着一条令人满意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代价，就是也许会阻塞其他可能的道路或使之无法通行。……人们可以沿着这一脉络走下去，但最终必须足够坚决地做出一个选择、跟随一条道路、进行一种猜测，以便继续前进。然而，每一种猜测都应该同样被记住。不停地做出太多假设，也许会让我们迷失。

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格律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格律不会改变这一点），人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σπουδαιότερον)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