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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行使权力的人动机十分高尚，由于他无法掌握许多个人根据变动不息的信息分别做出的决定，因此他不能为目标的重要性等级制定出一个公认的统一尺度。所以，即使是一心为民造福的权力，其范围也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

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

秩序之所以可取，不在于它能保持一切因素各就其位，而在于它能够生成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的新力量。对有序化水平——即秩序创造并提供的新力量——更有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其构成要素的时空位置，而是它们的多样性。

我的基本论点是，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秉性。这种观点和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当然是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影响既广且深，因此一般而言一个人越是聪明和有教养，他或她就不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者，而且还会持有社会主义观点。

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这种个人决定的自由之成为可能，是因为规定了明确的个人权利（例如财权），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已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也就是说，为每个人都规定了一块公认的自由领地。

细节肯定会逃脱知觉的范围，整体的复杂性使人不得不满足于对自发形成的抽象模式的说明，这种说明不管多有启发性，也无力预见任何具体结果。

个人在能够自由加入复杂的合作结构之前，必须变得与众不同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结成一个性质独特的实体：它不仅仅是个总和，而是一个结构，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有机体，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又和它不同。

那是最早出现了人类的地方，是对他仍有限吸引力的地方：但任何想把同样的特征移植到一个大社会的努力，都是乌托邦并会导致专制。（儒弗内）

凡是没有得到科学证实的，或没有被充分理解的，或目的缺少充分说明的，或有些不为人知的后果的，都是不合乎理性的——十分符合建构论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口味。

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中华帝国，在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收到削弱的“麻烦时期”，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反叛或脱离常规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因为它一心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护传统秩序。

因一人而兴邦，因一人而丧邦，这是战国时代特别常见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