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即使行使权力的人动机十分高尚，由于他无法掌握许多个人根据变动不息的信息分别做出的决定，因此他不能为目标的重要性等级制定出一个公认的统一尺度。所以，即使是一心为民造福的权力，其范围也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

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

历史学家……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其实这经常标志着文化进化的结束。

秩序之所以可取，不在于它能保持一切因素各就其位，而在于它能够生成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的新力量。对有序化水平——即秩序创造并提供的新力量——更有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其构成要素的时空位置，而是它们的多样性。

我的基本论点是，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秉性。这种观点和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当然是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影响既广且深，因此一般而言一个人越是聪明和有教养，他或她就不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者，而且还会持有社会主义观点。

细节肯定会逃脱知觉的范围，整体的复杂性使人不得不满足于对自发形成的抽象模式的说明，这种说明不管多有启发性，也无力预见任何具体结果。

个人在能够自由加入复杂的合作结构之前，必须变得与众不同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结成一个性质独特的实体：它不仅仅是个总和，而是一个结构，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有机体，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又和它不同。

那是最早出现了人类的地方，是对他仍有限吸引力的地方：但任何想把同样的特征移植到一个大社会的努力，都是乌托邦并会导致专制。（儒弗内）

凡是没有得到科学证实的，或没有被充分理解的，或目的缺少充分说明的，或有些不为人知的后果的，都是不合乎理性的——十分符合建构论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口味。

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中华帝国，在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收到削弱的“麻烦时期”，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反叛或脱离常规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因为它一心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护传统秩序。

哲学就是一种在永无止境的自否定过程中不断生长和发展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