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的那个琥珀扇坠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是偶然形成的。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p102

中国哲学为什么老是忽视语言？为什么要忽视语言？就是因为它忽视“人为”，它把“人为”去掉，把人的欲望去掉，取消人的个体的生存论的冲动。中国古代的哲学术语都有一种政治本能在里头，动不动就要涉及政治。西方的哲学术语隐含着一种逻辑本能。

历史真正的本体是什么？真正的本体是它们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而是永远有待于人去重构的。意义作为历史的本体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我们面前强调了，它是一个生命体，它永远有待于人用自己的生命去重构、去创造。

只有人的生命体验能追踪事物的运动过程，因为生命本身就是运动的。海德格尔把这个原理表达出来：人的此在是窥视存在本体的一个窗口。形式逻辑只能对付在者，已经在那里的东西，但是人可不是一个东西，人是Dasein，是有生命力的，它有自由，不断的发展，它能不断地自觉，当要规定它的时候，它就能超出这个规定。

当人们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一个此在的时候，往往把这种未分裂的状态遮蔽了，把这主客一体化的状态遮蔽了，强行地把主体和客体割裂开来加以讨论。所以，“去蔽”就需要加以解释，所谓去蔽就是解释。解释学就是干这个的，就是去掉遮蔽，让真理显露出来。

历史和逻辑本来是对立的，在低层次上，在表层上，它们是对立的；但是一旦进入深层次，特别是一旦进入哲学和哲学史这样的层次，它们则是相通的，甚至于就是同一的。

但是火不能装在任何容器里头，但是它又不是没有形状，它有，它的形状是自己赋予的。而气呢？它是被动的，气的哲学主要是被动性。……到处可见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化解和放弃。

我们在中国哲学里面，讲到哲学上的“天道”的时候，没有人把它理解为“言说”。天在言说？谁敢说这个“天道”就是天在言说、在说话，那他就是外行。……但是稍微懂一点中国哲学的人都不会那样说，那是外行人说的，是戏说或者胡说。相反，西方的这个逻各斯的规律就是从言说中来的，它本身就是言说，它可以通过语言精确的定义来作出规定，而且可以分析。

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未完成性。赫尔德提出人的特点是百无一能，但是他有一点比动物要高，那就是他的未完成性。正因为他百无一能，所以他可以向所有的方面发展，他的缺点便是他的优点。还有他的非专门性，手的特点就是非专门性，它不是仅用来干某件事情的，它可以干任何事情。如果你把它看成只是干某一件事情的，那它就被异化了。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舆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

失明是封闭状态，但也是解放，是有利于创作的孤寂，是钥匙和代数学。

我的主人还是完全不能明白这一帮律师为什么仅仅为了迫害自己的同类而要这么不惮其烦地搞来搞去，没有安宁；还要去组织那么一个不义的集团，这其中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行德从腰间取出誊写的那卷《般若心经》，摸黑搁到洞内经卷上。这个洞窟唯有靠近洞口的地方方还留有一点空间，其地方都塞满了经卷。行德放下手中哪卷经卷，犹如丢进了海，心中无端感到一阵绝望，同时又感到一丝安心，仿佛长久以来带在身边不可或离的东西忽然离开了，到了更安全的地方。

我一生见过许多奇怪的事情。我看到龙卷风从这里经过，进入河里，沉下去，让它干涸，你可以看到河底的泥土和石块都露了出来，好多鱼躺在那里。它卷走人们的房子，把他们搬到从来没想过要住的地方。有寄住诺克斯维尔的信，却被扔到了佐治亚州林格尔德的街上。想看的我都看过了，想知道的我也都知道了。我只期待见到死神。

一段漫长的婚姻是很复杂的。它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大多数身处一段漫长婚姻中的人会扪心自问：“我是否仍因为爱而保持这段婚姻？还是因为我已经没办法让其他任何人如此深刻地认识我了？”

上上户出绢数量为下下户出绢数量的五倍，表面上看似乎照顾了贫困户，实际上恰恰相反，受益的是富裕户。因为，下等小户大多为三、五口之家的自耕农，上等大户却往往如《李冲传》中所言“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上上户与下下户之间的劳动力之差却远不止于五比一。……何况，在宗主督护制下，豪强地主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宗族权和行政权，采取种种方法去“纵富督贫，避强侵弱”，从而把一切负担都转嫁到农民的头上。

我们的多数发明和天才的成就都得益于懒散——不管是强制的也好，自愿的也好。人类的头脑喜欢接受别人思想的灌输，但是缺少了这种营养，它会不情愿地开始自己思索——这样的思索，记住，是创新思维，可能会产生有价值的成果。

我们永远证明不了。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永远证明不了任何东西。这种意见分歧是无法证明的。我们大概从一开头就对自己同性别的人有点偏心。基于这种偏心，并用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起起事件，来为自己同性别的人辩护。这些事件有许多（也许正是那些给我们的印象最深刻¥，一旦提出来，就势必要吐露一些隐衷，或者在某些方面说些不该说的话。

有一些事情在发生当时受到社会的关注，被认为将会改变日本，但是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其实却是无足轻重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安保斗争、全共斗以及联合赤军等都属于这类事件。可能这些运动的主导者们以为自己在为革命而奋斗，但是在一个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社会根本不可能爆发革命。人们相信“明日会比今日更富足”，不会要求体制改革。280-281页

我的自由不应该试图去截获存在，而是去揭示它；揭示它，就是从存在走向生存的过渡；我的自由所指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存在那总是缺失的深度来征服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