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学理论而言，社会性的文学只是文学中的一种，而且并不是主要的一种。除非有人认定文学基本上是对生活的如实“模仿”，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如实“模仿”。但是，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

举个例子，人们认为买房子和择偶两件事情，是经由不同的理性认知和情绪情感来进行调节的。尽管在实践中，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表现得更“情绪化”，而在婚姻市场上表现得更“理性化”，超过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就任王位后的努马，试图对依靠武力和战争打下建国基础的罗马进行立法和习俗的改革

就像一个在看的人想否认他自己在看和否认有看的行为一样。假如他不具有另一种感官，我们怎么能使他信服呢？

就说那些日本人的军犬吧，一旦成了丧家犬，再凶也没用，被当街围住活活打死的不少。侥幸逃脱的，几乎悉数被邻国的逃亡侨民牵回家去了。狗通人性，还在于它们也识时务。它们被牵走时，像日本女人们样情愿。狼狗是何等聪明的狗！它们似乎都明白，如果不乖乖地跟着面相善良的人走，下场必定很惨。世上宁肯被饿死甚至活活打死也只认一个主人绝跟其他人走的狗是少数，那已不是狗，而是“犬圣”了。

就像刘亮程所说，读李娟的书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了”，潜心于文章的人往往只知道写文章，没有了生活，最后越写越干瘪；生活充沛的人，又多半不怎么鼓捣文字。只有李娟，兴高采烈地生活，兴高采烈地写作。

就最具体的层面而言，无论义和团被视为事件、经历还是神话，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其他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的特点一样，具有广泛的再生性，从而使义和团（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完全能够被用于解说性的目的。

据弟弟回忆，这个时候的张爱玲活泼开朗，从学校回来，就到弄堂找舅舅家的女孩子游戏，并且往往是中心人物。一次，家里的男孩和女孩分成两个阵营打仗，张爱玲居然把男孩子打得哭出声来，一点也没有日后的木讷。

救世主张是宗教运动根本动机的组成部分，但只有通过预言才能使普遍的救世事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进而贏得追随者。如果说救世主张是宗教运动的核心，预言则是救世主张的重要部分。通过赋予发生在过去、现在和来世的重大事件以救世的理由，神祇为整个运动添加了现实感和鲜活性。

旧制度失去其统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它变得无能和忧郁不决。知识分子们尤其与之疏远。一个不断改善的经济环境激起不满和妒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