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爱情不仅隐去了阶级和性别隔阂，且实质上使之成为可能。

人们认为买房子和择偶两件事情，是经由不同的理性认知和情绪情感来进行调节的。尽管在实践中，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表现得更“情绪化”，而在婚姻市场上表现得更“理性化”，超过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女性主义最引人瞩目的主张是：爱情和性活动的核心是权力斗争：男性在这一斗争中占得上风且持续占上风，是因为经济权力和性别权力存在趋同关系。

情场的出现。情场是社会竞技场，在其中性活动成为配对过程中的一个自主层面；它是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是评估的自主性标准。情场意味着，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对他人不断进行着评估工作，指导他们与很多其他人同处竞争中，并在竞争状态下评估别人。在一个情场中，行动者彼此竞争，（a）为了最心仪的性伴侣，（b）为了积累伴侣人数，（c）为了展示自己的性魅力和性能力。

惧怕承诺”是对何种机遇结构的一种响应？假如同我所说承诺是对机遇的一种策略性响应，那么我们可以说承诺恐惧症的情感组织是选择生态环境和架构的转型所造成的：或说人们通过这些社会条件和认知模型来进行选择，并把他们自己和他人绑定在一起。

假如像萨特所说，恋爱中人需要被爱，那是因为在被爱需求中，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需要的认同。以上说到的两位女性要求得到丈夫的恭维并不说明她们具有“自恋型”缺陷人格，或缺乏自尊”，而是说明爱情关系可提供社会认同这一普遍需求。社会价值感不再单纯由一个人经济或社会地位决定，而必须从他/她的自我获得，定义为一个独特的、私人的、个体的及非制度性的实体存在。

我要提出的观点是，采取专一型策略的异性恋女性、实际上更多出于生育取向的激发，而不是出于对男性有天然取向。也就是说，专一型性活动更多发生在那些在一夫一妻家庭的制度框架下希望做母亲的女性身上。这些女性把求素配偶的事情置于她们生育角色的构建和认知之下。

哈里・法兰克福（HARRYFRANKFURT）认为，爱情和关心从本质上有益于承诺的产生。承诺是意志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层面；这是一种认知的、道德的情感表达的架构，帮助人们将他们自己与未来绑定在一起，并且放弃尽量扩大选择范围的可能性。

爱上她。因为一个“认真的女性”正是缺乏价值的人，这妨碍到他对她价值赋予的能力；她不要求男性表演性地执行并证明他的性地位。由此可知，她缺乏价值是因为征服她并不代表着与别的男性在情场上争取胜。也就是说，如果性活动是一个斗争的赛场，只有向他们自己和向他人展示出胜过其他男性的能力オ能够获得男性地位和威望。拥有一个“认真的女性”并不代表战胜其他男性，因为她并不要求他表演式地展示和行使男子气概。

用更近似精神分析学的解释来说，承诺恐惧症是男性身份与女性身份相互对立的结果：“男性身份不在于对男子气概的直接肯定，而是诞生于与女性的离断；这使得男性的性别身份脆弱不堪。”①男性心理中有一种与母亲分离的需要；从这种心理动力论观点出发，男性身份的铸造成型在于与女性的对立，在于依赖和分享的需要；这使得男性创建或渴望长期纽带的能力较低。

男性文化在过去是（现在也是）寄生虫式的，以攫取女性情感为生却不给予相应回报。”按照这个观点，男孩们男性是“情感寄生虫”：他们门索取爱，但既不会产生爱也不会回报爱，他们不给女性提供她维系感情所需的东西。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想，承诺恐惧症可视为“强迫型异性恋”的一个侧面，它是制度化的主流描述方式之一，意在令女性有系统地蒙受男性的羞辱、排挤和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