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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曰：“呜呼！明王慎德，西夷成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朕不肩（任用）好货（之人）。...（你们）无总（聚敛）于货宝。

政贵有恒，辞尚体要。

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

思其艰以图其易。

诗言志，歌永言。

皋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惟克果断，乃罔后艰。

用人惟己，改过不吝。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