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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神经分裂。

事隔多年，我想起老牛逼那一身松垮垮的肉，眯着眼睛看水泵的神态，以及他横着走路的样子，我总觉得他像个哲学家。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人干了四十年的钳工，揍过车间主任，修过无数台水泵，既不尊重女人也不尊重知识，他就会变成一个哲学家。

阿芳是第三个。她挂在二十米的高度，显示出爱情的力量。为了包子可以爬十米，为了爱情可以爬二十米，如果爬到三十米的顶上，那就什么都不为，只为了想死。由此可见，爱情是高于饥饿的，但不能高于死亡。

我从来没有写过白蓝，除了这一次。即使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写到她，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她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但是这种怀念来自于我身体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白蓝，还是其他人。

假如让我回忆我的一九九四年，我会说，那一年仿佛世界末日，所以心爱的事物都化为尘土，而我孤零零地站在尘土之上，好像一个傻逼。

我说，凡事皆有概率，怀孕是概率，吃错药是概率，踩上香蕉皮是概率。人皆有死，具体用什么方法死掉，这也是概率。像我这样在桥上抽抽烟，结果被炸死了，这个概率当然很低，但概率低的事，并不等于不会发生，比如我认识了张小尹，这也是概率很低的事情。我很爱张小尹，因此也爱着这个概率，但我不爱把自己炸上天，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说，我不再为这种爱情而羞愧，在我三十岁以后回忆它，就像一颗子弹射穿了我的脑袋，可惜你看不到我脑浆进裂的样子了。

秦阿姨同情地看着我，说：“等你康复了，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不过你还得把脚臭治好，用生姜水泡脚，不然只能给你介绍一个有口臭的女朋友了。”我操，我一听这话，实在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秦阿姨你太可爱了，脚臭配口臭，我输给你。这种配对法简直是在做水稻杂交试验，我生出来的小孩可能是个脚臭与口臭的双料冠军，到时候拜托你给他找个腋臭的配偶吧。等我的孙子出生，他就是一个生化武器。

白蓝说，她不喜欢工厂，不喜欢那里的人，也不喜欢那里的话题。我说，我也不喜欢，并且不喜欢别人叫我小学徒、小钳工，但我认为这些不喜欢并不值得让我生气，因为它们都是很真实的事情，并不是造谣，也不是梦想。梦想和造谣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会使你愤怒，乃至扭曲。

我说，理想这个东西，多数时候不是用来追求的，而是用来贩卖的。否则，我二十岁的时候，怎么会对那么多的姑娘说起我的理想呢？

据说，人老了以后做梦，都是关于往昔的。人老了就没有未来了，即使在梦里也看不到未来。

但鉴于日本社会凡事都注重一个“礼”字，因此日本黑帮片的仪式感要强于西方同类作品。重要的不在于情节，因为情节大体雷同，重点其实落在风格，甚至是礼数上。电影中侠义黑帮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忠于事实——既受制于复杂的行为规范，也要遵从17世纪的武士准则。黑帮片和歌舞伎一样，是演员展现演技、表现这些规则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