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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未来是害怕的根源，谁不顾未来谁就天不怕地不怕。

他拽了伊玛居拉塔的手臂，往旁边拉，躲开不识相的耳朵，然后悄声对她说：“你给我滚吧，老婊子，带着你的有病的一路货，滚开吧，黑夜的鸟，黑夜的稻草人，黑夜的噩梦，你叫我想起自己的愚蠢，我年幼无知的耻辱柱，我记忆中的垃圾，我青春年代的臭屎堆……”

当我说起T夫人的夜晚时，我提起了存在主义数学教科书前几章中的一个著名方程式：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从这个方程式可以演绎出各种各样的推理，比如说这个结果：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怀。我宁可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说：我们的时代被以往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它加快步伐，因为要我们明白它不再希望让大家回忆；它对自己也厌烦了；它要一口吹灭记忆微弱的火苗。

明日不再来。听众不再有。朋友，我请你做个幸福的人。我有个隐约的印象，我们唯一的希望取决于你有否能力做个幸福的人。马车消失在晨雾中，我启动了汽车。

在这个把一切都可说得沸沸扬扬的世界上，最容易动用而又最致命的武器是散播。

在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有一个秘密联系。且说一个平常不过的情境：一个人在路上走。突然，他要回想什么事，但就是记不起来。这时候他机械地放慢脚步。相反地，某人要想忘记他刚碰到的霉气事，不知不觉会加速走路的步伐，仿佛要快快躲开在时间上还离他很近的东西。

怎么说呢？可能是这样：伏在摩托车龙头上的人，心思只能集中在当前飞驰的那一秒钟；他抓住的是跟过去与未来都断开的瞬间，脱离了时间的连续性；他置身于时间之外；换句话说，他处于出神状态；人进入这种状态就忘记了年纪，忘了老婆，忘了孩子，忘了忧愁，因此什么都不害怕；因为未来是害怕的根源，谁不顾未来，谁就天不怕地不怕。

讲述当代历史的方法就如开一场盛大的音乐会，一口气推出贝多芬一百三十八部作品，但是只演奏每部作品的前八段节拍。如果十年后再举办同一场音乐会，每部作品就只演奏最初一个音符，这样一百三十八个音符在整个音乐会上将作为一首曲子推出。二十年后，贝多芬全部作品就会浓缩成一个尖锐的长音符号，听起来就像他耳聋后第一天听的那个声音一样，又长又高。

被选中的想法，比如说，在一切爱情关系中都是存在的。因为爱情从定义上来说，是一件无功受禄的礼物；无名分而得到爱，这才说明是一种真正的爱。假如一个女人对我说：我爱你，因为你聪明，因为你诚实，因为你给我买礼物，因为你不勾引女人，因为你洗碗，我会很失望；这种爱好像有什么功利目的。我爱得你发疯，虽然你不聪明，不诚实，虽然你撒谎，自私，混蛋一个，要是说这样的话就动听多了。

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的人，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真理去说服别人，去影响别人，这样就扮演了改变世界的角色。不是眼前这个世界多么值得赞美，而是一切只会愈改变愈糟。因为，从更自私的观点来看，一切公之于众的想法迟早都会反弹到提出这个想法的人身上，使他再也感觉不到当初想到它时的乐趣。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