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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国家有两种权力：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然而，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有效权力是指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的情况。

第一个命题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第二个命题是，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第三个命题是，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第四个命题是，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第五个命题是，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

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关注的是大国，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

其次，大国不可能置权力考虑于不顾，而着手增进国际和平，因为它们无法肯定它们的努力能否成功。倘若努力失败，它们必将为忽视均势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理由告诉我们，呼吁国家摒弃狭隘的均势考虑而按国际共同体的更广泛利益行事的集体安全计划，不可避免地要夭折。

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尤其是，任何国家都不能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以进攻性军事力量攻击它。

希特勒大部分的胜利是由于对对手使用的诡计，但是希特勒有技巧的行动也是很少有疑问的。他不仅使他的对手相互斗争，而且他也尽了相当大的努力来使他们确信纳粹德国抱有良好的意愿。就像诺曼·里奇（NormanRich）指出的：“为了掩盖或模糊他的真实意图，希特勒一点也不专注于他的外交和宣传技巧。……

国际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充他们的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换句话说，生存催生侵略行为。大国具有侵略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这样做或具有内在的支配欲望，而是因为它们想要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就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权力。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大国不可能为了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承担义务。首先，国家不可能为增进和平的一般性规则达成协议。诚然，对这一蓝图应该是何种状况，国际关系学者从未达成一致。事实上，解释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与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学者几乎一样多。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不能对如何创造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达成一致意见。

从这一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叙述性理论。它解释大国过去如何表现以及将来可能怎样行动。但它也是一种指导性理论。国家“应该”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因为它展现了国家在险恶的世界里求生存的最好办法。

美国并非为了世界和平而战斗。相反，它是为了阻止一个危险的敌人获得地区霸权而战。

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求生存本身是一个绝对无害的目标。不过，当五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自助和权力最大化。

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敢于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较量，还能战而胜之，对于新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来讲，都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