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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来找治疗师时，内心交织着希望与羞愧。他们希望表达苦苦挣扎的心理问题，而同时他们又想文过饰非，以使治疗师不会如自己那样对自己的心理问题产生负面看法。他们一边极力想实言相告，一边又受焦虑驱使而比平时防御的更为严实。

任何形式的失败，其实都是生活在提示我们：你的方法不对，需要调整。拒绝分手或者离婚，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死扛，本质就是拒绝承认错误。当你忽视生活给你的提示时，获得的只能是更多更激烈和强硬的提示，直到你被彻底打垮。坚持和止损的界限在哪里，这是在走进一段关系时就需要想清楚的问题。一段关系对你来说最重要且不可妥协的因素是什么，应该明确。不论你的止损点是什么，明确并坚持它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

心理治疗较少关注的是对那些不可改变的生活特征的适应，包括对不可改变现实的补偿。这种适应过程包括克服否认，将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转变为哀伤及应对，以现实认识替代病态信念。治疗师接受患者的不可改变，实际上打开了一扇通向建立更良好、更真实关系的大门。当然，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改变。

只有了解了患者独特的个体主观性，你才可能推断何种治疗对他/她最为适宜，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不言自明。

当我们谈论治疗进展时，应该时指治疗是否达到了一系列治疗目标，而并非只考虑患者求诊时的症状是否缓解。

治疗目标应包括异常心理症状消失或缓解，内省力发展，自主感增强，认同感稳固，以现实为基础的自尊心增强，认识并处理情绪的能力得到改善，自我力量及自我协调性增加，爱、工作及对他人适度依赖的能力扩展，愉悦与平和的情感体验增多。此外，研究观察和经验均表明，当以上这些变化发生后，躯体变得更为健康，对应激的抵抗力增强（Gabbard, Lazar, Hornberger, & Spiegel, 1997）。

在本章，我论述了几类不可改变现实的临床意义，包括：（1）气质（2）对心理有直接影响的遗传性、先天性及医源性因素；（3）由外伤、疾病或中毒引起的不可逆的大脑改变（4）身体的不可变特征，包括慢性躯体疾病；（5）不可变的外部环境，（6）个人经历。以上所列可能并不全面，因为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的前进道路上都有各种各样不可回避的坎坷，然而，我希望那也能足以阐明我的观点，即：了解不可改变的因素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大量证据表明，施虐者的问题不是愤怒情绪控制不力，而是利用愤怒来防御被遗弃的恐惧，后者往往和羞愧、耻辱和内疚有关。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